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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男女可行长生之道。其法要秘，非贤勿传。使男女并取生气，含养精血，此非外法专采阴益阳也。……先须忘形忘物，然后叩齿七通而咒曰：……男子守肾固精……，女子守心养神……。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长生佳世，不死之道也。（《云笈七签》卷一○五）
这种玄虚之说，自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不过由于适度的性生活本是有益无害之事，即使相信了这派主张，遵而行之，对男女双方也无损害；况且它又男女平等，使夫妇在性交时还能展开双双成仙的美丽幻想。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和乐闺房的性爱技巧
本章第一节特别着重讨论了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多妻，如果以文化人类学中功能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正是理解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何以蔚为大观的关键。帝王或多妻家庭的男性家主，既然占有了众多的女性，他同时也就有义务让她们获得适度的性满足。但是一个人的性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按照现代人通常的方式性交，那么射精之后，由于男性“不应期”（refractory period）的存在［34］，他很难经常在同一个晚上与一个以上的女性性交，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妻妾们独宿空房之怨（在一夫一妻制的西方社会就没有这一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古代中国人将“怨旷”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让妻妾和睦、闺房欢乐，男人必须寻求使妻妾尽量得到性满足的方法（不要忘记前面谈到过的《礼记？内则》中的规定，妾年未满五十岁，就仍“必与五日之御”！），这方法别处没有，只能求之于房中术。这里举明代某个不知其名的多妻男性家主的经验之谈为例［35］：
（妻妾）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索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顺也；街西黄发伛偻一叟，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谓此谙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
古代女性，幽居深闺，生活圈子和精神天地都极狭小，她们只是男性家主的附庸，因此性爱在她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绝非一夫一妻制的现代都市女性——即使在她们的生活中，性爱也是很重要的——所容易想象。由此就可以理解，房中术那些以“夜御十女”、“百战不殆”为号召的技巧，以及那些以“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男女俱仙”为号召的理论，为何会普遍大受多妻男性家主的欢迎了。高罗佩最先在他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房中术与中国古代多妻家庭之间的这层关系：
这些房中书基本上都属于指导正常夫妻性关系的书。我说“正常”，当然是指相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来说的正常。这些材料中谈到的夫妻性关系必须以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为背景来加以考虑。……书中反复建议男子应在同一夜里与若干不同女子交媾，这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是鼓励人们下流放荡，但在中国古代却完全属于婚内性关系的范围。……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极为重要，因为得宠与失宠会在闺阁中引起激烈争吵，导致家庭和谐的完全破裂。古代房中书满足了这一实际需要。［36］
高氏从多妻家庭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说明房中术的流行及其社会功能，确有识见。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这方面进一步的证据。此外，房中术与古代帝王的特殊关系，也应该从这方面去理解——这些帝王正是古代社会中最大的多妻家庭之主。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去病延年的养身之道
追求长生不老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数千年承传不绝。长生之术有四大流派：行气（即今之气功）、导引（大体相当于今之体操锻炼）、服食（服用各种补药，也包括炼“外丹”、辟谷等术）和房中术。四大流派相互之间也有联系，例如在房中术理论中，可以同时服食补药、在性交时辅之以气功、性交本身又采用一些特殊的姿势体位，实际上就成为四术并用、四管齐下的状况。作为一种长生之术的房中术，除了前一小节所述“采补”、“男女俱仙”等理论外，还有更为“实在”的健身去病功效——房中术家相信：不少疾病可以通过特殊形式的性交活动来治愈。关于这一点，这里只举最突出者一例，即所谓“七损八益”之说，以见一斑。其说渊源久远，早在马王堆汉墓简书《天下至道谈》中就被强调：
故善用八益、去七损，五病者不作。
故善用八益、去七损，耳目聪明，身体轻利，阴气益强，延年益寿，居处乐长。
在稍后的房中术文献中，对何为“七损”与“八益”，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所谓“八益”，指用八种不同的体位姿势进行性交（男方当然不射精），这种性交要每天进行多次，若干天为一个“疗程”，据说可使男方身体强健，并可治疗女方一些与生殖系统有关的病症。所谓“七损”，指在七种不宜性交的状况下性交而导致的男方身体不适和性功能障碍；而治疗这些后果的方法，却仍是类似“八益”那样的多次进行不同体位姿势的不射精性交，这种“性交所致之病，仍以性交治之”的思想，确实非常有趣。这里将“八益”与“七损”各举一例，俱见《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极内之，令女行七九数，数毕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经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六损谓百闭。百闭者，淫佚于女，自用不节，数交失度，竭其精气，用力强泻，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据席，令女内玉茎，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这类听起来很玄、甚至有点荒唐的性治疗法，其中的科学成分之高却大出于现代人的想象之外！例如，“畜血”是一种女上位性交，这正是现代性医学在治疗女性性欲高潮障碍时建议采取的方法之一［37］。又如“七损”的治疗方法，都要求男女双方采用特定姿势多次性交，“日九行，十日愈”，这种多次“操练”的方法，正是现代性医学家向男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推荐的重要疗法之一［38］。最令人惊异的例子之一是上引“七损”中的“百闭”及其疗法：指明这是因性交过度而导致的射精不能，推荐的疗法是女上位性交，并要求由女方来完成插入动作；而现代西方权威的性医学家对治疗射精不能推荐了完全相同的疗法［39］！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时间相去又在一千几百年之久，对同一病症推荐了同一疗法，在细节上竟又如此吻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作为治疗方法的某些特殊性交方式之外，从整体上看，适度而又和谐甜美的性生活，确实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并有助于提高婚姻生活的质量。因此将房中术视为一种去病延年的养身之道，确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这与古代中国人重视男女大欲及其满足的传统是完全吻合的，可以看做房中术的又一重功能。
多妻、人欲、子嗣与房中术追求多子的真伪方术
几乎所有传世的房中术著作中，都有“求子”、“种子”之类的专门章节。这方面的内容在各种中医书籍（包括那些完全不涉及房中性爱技巧的医书）中也经常可见。多子方术在房中术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下面的细节略见一斑：在传世房中术文献最经典、最完备的作品《医心方？房内》（即《医心方》第二十八卷）中，共有三十节内容，其篇幅最长的一节就是“求子第廿一”，超出各节平均篇幅的五倍以上。
多子方术大体上有三个重要方面，依次略述如下：
其一是关于适宜受孕的日期以及这些日期与胎儿性别的关系。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大谬误——对于将子嗣看得极端重要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犯这样长久的大谬误，实在是惊人的讽刺。早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胎产书》中就有：
禹问幼频曰：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幼频答曰：月朔（指月经）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
认为只有在妇女月经结束后的三五日内才能受孕，是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学家普遍、持久而且一致的看法，下面是《医心方》卷二十八所引的一些例子：
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感动，乃往从之，……有子贤良而老寿也。（引素女）
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引彭祖）
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引《洞玄子》）
古代房中术理论家和医家的上述坚定看法，恰恰与现代科学的常识相反——因为妇女排卵一般是在月经周期的中段，在这段日子里性交方能受孕。而古人认为宜于受孕怀胎的“月经后三（五）日”，正是现代“安全期避孕法”中认为没有受孕之虞的日子。
虽然上面所说的谬误持久而普遍，但中华民族照样人丁兴旺，多子多孙，那是因为性交毕竟还有别的功能，因此古人也仍会在别的日子里性交，结果倒怀上了孩子。而谁要是严格地“遵医嘱”，平日节制情欲，只为“种子”而性交，那就十九要大失所望。前面提到顾炎武晚年纳妾求子失败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例子：顾炎武此举的“医学顾问”是名医傅山，这位傅先生的《傅青主女科》传世至今，其中同样是月经后三五日而交则有子的传统谬误；顾炎武纳妾是为求子，非宠嬖其女色也，故不难猜想顾老先生平时定然情欲几无，只为“种子”才行性交，结果却是“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孩子却终于未能怀上。
其二是关于性交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