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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防止现场或隔墙有耳，尽量用笔代嘴。从议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书·皇甫嵩传》）。还有中郎将张纯，亦“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汉魏的文书流转制度，凡属机密，都封盛锦囊。为防止泄露，这两位还特意把草稿毁掉。其后，北齐的封隆也是“上书削稿，罕闻以外”（《北齐书·封隆传》），正是汉魏遗风。
还有一条，就是不在私宅撰写文件，怕被家人发现。《汉书·何并传》记，何并历任长陵令、陇西太守、颍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让家属进入他办公的房子。后来的规矩，地方官的家属随任，但不许进入签押房即办公室，也不许轻易走出住宿所在的内衙。又如三国时魏文帝的黄门侍郎任嘏，凡住宿公府期间写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绝不涉及一点公务，“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览》卷四三○）。这些做法，皆出于信息保密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漏泄法令依然严格惩治。晋代的尚书左丞郗隆“坐漏泄书，免”；何承天已受密旨，将提拔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陈的陆琛，“坐漏泄禁中语，赐死”，等等。
同样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则送性命，可见量刑上并无定准，或许也和漏泄信息的机密程度有关。此外，君主对这些问题看轻或看重，也是原因。比如南朝齐的几个皇帝，多具“平民风度”，交游复杂，无所谓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宫禁，“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原来许多机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鱼肉还家”了（《资治通鉴》卷一四二）。南朝四朝中，齐享祚最短，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变不断，似也没见哪个大臣以泄密获罪。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还是挺令人琢磨的。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传的不传，唐朝制定了很完备的保密法
信息安全保障构筑的转折点，是在唐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开始全面推行信息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因内外、部门、层级、官民以及信息性质、机密程度各有所区别的缘故，信息安全更受重视，相关的法制也趋于细密化。
唐律，凡事关征讨、捕寇等军事治安方面的机密，有泄露的，本人斩首，妻儿流配二千里。与外国间谍书信往来，或明知其间谍身份而故意容纳止宿、停留、隐藏的，一律处绞刑。泄露属于应该保密的重大事件，处绞刑。他如观察风云气色有异，应该向皇帝密奏而漏泄的，判徒刑一年半，倘若泄露给外国使者得知，加刑一等。同时，凡“非大事应（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为首犯，从重处罚，但即使漏泄给外国使者，也不加重到判处斩刑；凡“辗转相传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虽应密，而转传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议·职制》）。这些条款，体现出唐朝在区分机密性质、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往要细密多了。
当然，什么属于唐代《职制律》规定的“漏泄大事应（保）密者”，司法解释上仍有很大空间。从史实看，凡皇帝单独召对或极小范围内的机密谈话，事关重要国策或人事变动等，但尚未形成决策，或已决策而尚未发布的，都属于应该保密的大事。但有唐一代，栽在这一条上送命的官员罕见。唐代宗时，有个艺术待诏贾道冲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最终还是改为流配岭南。唐德宗时，窦参任相，引用堂弟窦申（官任给事中）为其招权纳贿的帮手。凡有官员提拔任命，先让窦申向受命者招呼，时间一长，大家都称窦给事是“喜鹊”。后来窦参为此倒台，贬为郴州别驾，而有司给窦申拟定的处分也止于流配。德宗不满，说是“吾闻（窦）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这才加重处罚为赐死（《唐国史补》）。由此可见，是否援律加罪，关键还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种格杀勿论或汉魏时代完全凭君主情绪来处置的现象，这时就很少见了。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奉公守法说保密（2）
在制法严明以相威慑的同时，唐朝更注重从纪律方面加以强调。如中书门下为决策机构，非召约，外人不得擅入，后来又要求先向御史台申请登记。德宗时，卢杞和张镒同在这里任长官。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交厚，每趁卢杞午后小睡时，跑来与张镒闲聊。卢杞有意排挤张镒，某日假寐佯熟，待郑詹进入张镒的办公室（称“阁”）后，“遽至（张）镒阁中，（郑）詹趋避”，大概是急忙躲到屏风或帷幕后，卢杞假装不知，“遂言密事”。张镒慌了，忙道：“殿中郑侍御在此。”“（卢）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郑）詹之罪。”（《谭宾录》）结果郑詹被严处，张镒罢相，调任凤翔节度使。当时官场中人都为他俩抱冤，但郑詹身为纠肃官纪的御史而自己违纪，张镒在枢机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争的事实。
机要部门严禁随意出入之外，不许在家办公也是制度。《东观奏记》载，“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此外，经手封缄后盖印文书而擅自拆开偷看的，也属于犯法。唐律规定，如私拆印封文书是密件，比照泄漏机密罪减本刑二等，就是判徒刑三年；如非密件，也要处笞刑。如系误拆，又没有看，可以原恕，不过这得有人证明。
两宋政府极度重视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对一切外事活动实行全程特务监控，然而有宋一代竟无国防机密可言
五代以降的政府机关保密制度及相应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袭唐代传统。以两宋为例，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为重要。《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上有篇南宋高宗的诏书，规定，凡官员奉命出使金国，都依祖宗旧制，由皇城司（中央警卫局）加派亲从官随行，“听从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说白点，这些“亲从官”的身份就像前苏联的克格勃。《梅■诗话》卷上：“（施）逵……状元及第，仕至礼部尚书，复以出疆漏语，被诛。”看来这位施部长是被皇城司打了小报告。该书同卷又记，自孝宗乾道以后，凡金国使团来访，除钦定侍郎以上官员负责接待外，还要有皇城司人员全程陪同，“自后接伴同此”，也是怕大宋官民把国内的机密信息泄露给金国使臣。同样，与宋朝对峙的金国也是如此。《续资治通鉴》卷一三○称，金主完颜亮造舟调兵，欲攻南宋，又派翰林学士施宜生赴临安祝贺新年，迷惑对方。当时宋高宗已听到谍者关于金国备战的情报，但不太相信，便让吏部尚书张焘接待施宜生，借同乡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见随同出使监视他的女真侍从正好不在，便假称聊天气，说：“今日北风甚劲！”又顺手拿起案几上的毛笔，道：“笔来（谐音：必来）！”岂知如此机密的对话，居然仍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归，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样，两宋也以运筹决策、起草诏制的中书省为重点保密单位。苏东坡回忆：“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编篱插棘’（《仇池笔记》）。”此人性喜谈谑，自惜羽毛的官员，就不敢乱开这种玩笑。《邻幾杂志》称，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诰晏殊进宫，交给他一份要拜数大臣为相的名单，让他写制书。按规定，像他这种他官兼知制诰的，叫“外制”，只能起草诏令，而起草拜相制书，应由“内制”即翰林学士负责。于是，晏殊主动说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职”。真宗颔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学士钱惟演来。晏殊又请示：“臣恐泄漏，请止宿学士院。”意思是我已看见这份名单了，为摆脱走漏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请软禁，不出去了。等到第二天制书正式发布，晏殊一看，和昨天所见大不相同，“深骇之，而不敢言”。这件事，《涑水纪闻》中有传闻，道是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任宰相中，李迪留任，丁谓罢相。但正式公布后，却变成了李迪罢相，丁谓留任。有人说真宗病重，已糊涂了，党同丁谓的钱惟演趁机捣鬼。但真相究竟如何，看过制书由头的晏殊始终没敢说出来，从而成为因严守保密制度而留下来的历史之谜。
从总体上比较，两宋君臣针对内部的保密制度的执行远不如唐代。仁宗初年，钱惟演拜枢密使，奉旨撰写制书的是他的从弟、翰林学士钱易。神宗初年，韩绛拜相，奉旨写制的翰林学士是他的弟弟韩亿。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写制的中书舍人是他的弟弟曾肇。这种有碍保密原则的操作，在唐代似无可能，曾肇等当事人也曾以违制推辞，但皇帝反认为“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当“盛事”羡慕不已。《挥麈录》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外孙。据他在书中介绍，当时其母亲才九岁，当宫内派人来曾肇家急召其入宫写制时，她正巧在叔父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诉父亲：“翁明日（拜）相矣！”政府首相人事调整这等机密大事，一个垂髫小女竟能提前获知，岂非等同儿戏？
君主对保密制度贯彻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