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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秀斯的时代不能确知，从他那时候起到梭伦立法时（公元前594年）止，其间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是雅典人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连续发生的事件知道得很不全面。巴赛勒斯一职之废除早于第一次奥林比亚（公元前776年）设置执政官以代替之。执政官似乎是在氏族内世袭的，而且据说是在氏族内某一家族中世袭的，最早的十二位执政官被称为麦顿提德，这个名称来源于麦顿，据说第一位执政官乃是最末一代巴赛勒斯科德鲁斯之子。这些执政官是终身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前文讨论巴赛勒斯时曾提出的同一问题，即：执政官在任职之前必须由一个选民团体选举或由他们认可。这个推测与该职位根据世袭权继任之说是相反的。至公元前711年，执政官的任期为十年，并采取自由选举法将此职授予公认为最称职的人选。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有史时期，不过刚刚进入不久，我们就已见到，最高的职位是由人民授职的，在这方面，已经明确地完全建立了选举原则。从氏族的组织和原则来看，所期望的发展后果正是这样，虽然我们必须设想，随着财产的增加，贵族政治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加强，而且凡有世袭权之处，其世袭权必借此原则为其凭据。对于后期执政官之任职，出现了选举的原则，如联系到雅典人先前的习惯这个问题来看，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至公元前683年，该职位又定为每年一选，员额增至九人，并规定他们负政务和司法之责。①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中看出，他们对于官职权限的知识显然在逐渐进步。雅典部落从他们远古的祖先那里承袭下执政官（'αρχοζ）之职，以此作为氏族的酋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定，这个职位是在氏族内世袭的，在氏族成员当中选人充任之。自从世系改为由男性下传以后，酋长身死，他的儿子们都属于继任人选之列，其中之一人如果本身不遭到反对就会很容易被选上。而现在，他们重新使用这个原始的职位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规定它必须经过选举而不论其氏族出身，并限制它的任期，起初定为十年，最后定为一年。在此以前，按照他们的习惯，职官的任期总是终身制。我们已经见到，在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中，酋长一职是选举产生的，也是终身制；或者说，在其无不良行为时一直任职，作此限制是根据氏族有罢免该职的权力而来的。我们推想，在希腊人的氏族中，酋长之职也是自由选举产生，并有着同样的任期，这种推想是合理的。雅典部落对他们最重要的官职改而规定任期的年限，并让若干候选人进行竞争，这在那么早的时代，不能不视为知识获得一显著进步的证据。他们由此创造了一整套关于选任的代议制官职的理论，并把这套理论置于其真正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梭伦时代，已经出现了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阿里奥帕古斯院，掌握审讯罪犯和检察风俗之权，此外在陆、海军和行政部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官职。然而，在这时候左右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设置“舰区”（ναυκραριαι），每个部落分为十二个舰区，共计四十八个；每一个舰区就是一个包括若干户主的地方分区，陆、海军的兵役即从这些户主身上征调，赋税大概也是从他们身上课取。舰区为乡区的雏形，等到地域基础的观念充分发展以后，乡区便成为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基础了。我们不知道舰区是由谁创置的。贝克赫说：“甚至早在梭伦时代以前，必定已经有了舰区，因为在梭伦尚未立法之时，已经有人提到这些舰区的主司（πρυτανειστωζναυκραρων）；亚理士多德虽将舰区的设置归功于梭伦，但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说法只不过是表示梭伦以政治宪章对舰区予以追认而已。”①十二个舰区组成一个“叁一区”（τριττυζ），这是一种更大一些的地方分区，但它们的领域不一定相连。同样，叁一区就是州的雏形，州就是比乡区高一级的地域结合单位。
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3）
尽管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仍然处在氏族社会中，仍然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并被公认为权力的来源。在梭伦以前，任何个人，如果不通过他同一个氏族与部落的关系，即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凡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都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以内。酋长会议仍然存在，这是个古老的、历来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但是，政府的权力现在已经在酋长会议、阿哥腊（或人民大会）、阿里奥帕古斯院以及九位执政官之间平分了。起草并完成公务法案以提交给民众表决，这是酋长会议的特权，它有这种特权，因而能制订政府的政策。它无疑地掌握财政大权，而且，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政府的核心。人民大会现在更加突出了。它的职权虽仍限于通过或否决酋长会议提交它表决的公务法案，但是，它已开始对公务产生有力的影响。这个大会之兴起成为政府的一支权力，最确凿地证明了雅典民族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遗憾的是，这么早的时代中的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其有关情况流传下来的很不完备，只有部分情况得到说明。
公元前624年，德腊科为雅典人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主要特点在于它那不必要的严密性；然而，这部法典证明在希腊人的历史过程中，以成文法代替陈规陋习的时刻即将来临了。不过，雅典人当时虽已出现了对法律的需要，但他们尚未学会制订法律的技术，因为制订法律需要对立法团体的职权具有比他们所已知的更为高级的知识。他们正处在那样一种阶段，在那个阶段中，出现了立法者，而所立之法乃是以个人名义制订的一种初步方案或大纲。人类进步的伟大程序就是这样缓慢地自行展开的。
当梭伦任执政官的时候（公元前594年），社会上弊端丛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财产所有权这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兴趣所在，为此而进行的争斗产生了奇特的结果。一部分雅典人由于负债沦为奴隶———负债者如无力偿清债务即成为奴隶；另外一部分人虽典押了自己的土地仍不能卸除地产的负担。由于诸如此类的困难所造成的后果，社会正处于自我毁灭之中。梭伦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法，不过是针对主要的财政困难而修订的；除此之外，他又重新提出瑟秀斯把社会按阶级组织的计划，不再使用以前的称谓，而是按照人们的财产多少定名。我们依次叙述这些废除氏族制度而代之以新体系的经验积累过程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即将看到罗马部落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试行过同样的经验。梭伦按照人民的财产数量将他们分成四个阶级，他走得比瑟秀斯更远，他把某些权力交给这些阶级，同时也规定了某些义务。于是有一部分内政权从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手中转移到了这些按财产划分的阶级手中了。随着剥夺前者的实权而移交给后者的趋势日强，氏族则相应地日益衰弱，它们的消亡即将开始了。但是，氏族是由人身组成的，代替氏族的阶级也是由人身组成的，只要是这样，那么，政府也就仍然以人身为其基础，以纯粹的人身关系为其基础。这个计划没有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且，梭伦把酋长会议改为四百人的元老院时，其成员并不是来自各阶级，而是来自四个部落，各部落的名额相等。不过，我们将注意到，梭伦现在已经把以财产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基础这个观念灌注在新的以财产划分阶级的方案中了。然而，这样仍然未能达到政治社会的观念，政治社会必须奠基于地域和财产两者之上，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地域关系来和个人打交道。梭伦规定：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兵役。最后一个阶级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亦不纳税，但在他们参加的人民大会中，对于一切文武官职的选举都有投票权，也有权利向这些官员提出质问。他们还有权赞同或否决元老院提交他们表决的一切公务法案。按照梭伦的宪章，他们的权利是真实可靠的，他们对于公务的影响是永久有力的。所有的自由民，即使不属于任何氏族和部落，现在也成为公民和人民大会的成员，并有上述种种权利，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政府。这就是梭伦立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我们还将注意到，现在已把人民按照一支军队组织起来了，这支军队分为三种部队：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每一种部队各有其大大小小的军官。上述体制只限于后面三个阶级之列，而第一阶级垄断政府的主要官职，他们不服军役，因此没有爱国热情。这一点无疑地需要加以改革。罗马人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领导下重复了与此相同的组织方案，但却把五个阶级统统包括进去。塞尔维乌斯将全体人民组成一支军队（exercitus），每一个部队的军官和装备都很齐全。在梭伦的宪章和塞尔维乌斯的宪章中，都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但为这种观念换上了新装，这与先前的军事民主制虽然组织形式不同，理论原则却是一致的。
第五部分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4）
财产因素固已渗入了新体制的基础，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部分地渗进来了，那是通过前文所谈到的舰区制度，当时大概按舰区登记公民及其财产作为兵役和税课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