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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消息？”我摇了摇头，刘局长说：“卫生局革委会只说你继续留在麻风院，并没有明令撤消你的麻风院院长，所以，你仍然是麻风院院长，有些事，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我这才有了一点眼泪，好像是被刘局长的好心感动的，还有些说不出的感动。反正，心里撕开一个小口子，像乳燕的小嘴那么大，有点疼，不过挺舒服，疼得舒服，又疼又舒服，我就有些贪，这一贪呀，小口子就变成了大口子，口子完全撕开了，就像一块厚厚的布，噌地一声让人撕开了。那种缓缓撕开的感觉特别清晰，疼的感觉不像刚才那么舒服，有些难以忍受。我一下子就尖声哭起来，声音像老鼠，我从来没用这样的声音哭过，就像大水从很细的缝隙里喷出来一样。“别哭了，快别哭了，小心让人听着。”刘局长说，可我还是哭个不停。
《一人一个天堂》第四章消失死因（1）
刘局长把父亲的那封信烧了，但是，信上的每一个字我都忘不了。父亲说：你伯父的死跟他本人是有关系的，是他先杀了对方一个人，才招致了咱们全家的灾难。父亲以前从来没这样说过，那个家族仇杀的故事，父亲总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讲起，这之前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招致了全家的杀身之祸，父亲总是语焉不详。我们知道的情况实在缺乏说服力，但我们从来不去追问父亲，除了父亲，我们也没有其它途径可以知道。前面说过，父亲是那次家族仇杀中惟一的幸存者。父亲没有别的亲人，也从来不和他老家的同族兄弟来往，所以那个故事就始终是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的，没任何人发出疑问，也没任何人做过补充。一方面，我们深信不疑，一方面，我们好像故意不去怀疑，就像故意避开一个雷区。
我们的老家杜家庄离县城不远，有20里路，但是，我们平时很少回去。我们每年一般只是清明那天回去一次。不过我们从来不进村子，虽然从村子里穿过去要省路得多，但我们总是从村子后面的河湾里绕个大圈子，然后选一条很难走的山路，爬到山背后，找到那三堆孤零零的坟堆。伯父和爷爷是同一天死的，而且死在外面，是“路殇”，是游魂野鬼，不能进老坟，也不能挨近村子，所以埋在村子的山背后。奶奶第二年死了，也埋在了山背后。
我记得每次开始爬山的时候，父亲的话就少了，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走不了多远，就会气喘嘘嘘，中间要歇几次。我总感觉，父亲每向高处踩一步，就是向“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这个时间靠近了一步，父亲走得很慢，中间还要歇几次，就是故意拖延着向那个早晨靠近的速度。事实上，父亲长年待在城里，很少锻炼，爬山的时候就显出体力不支了。但我顽固地认为父亲爬的不是土质的山，而是用几十年的时间堆成的山。终于到了坟地，父亲倒不会哭，远远没有讲故事的时候那样容易动情，而是特别安静，常常静静地盯着三个相邻的坟堆，有时能盯上五六分钟。我总觉得，父亲和三个坟堆在说话，三个坟堆也似乎渐渐有了表情，一致面向父亲，双方正用纯正的家乡话说着什么。这种时候我总是很知趣，一声不吭，坐在坟地边上，头都不敢抬，尤其不敢和三个尖尖的坟堆对视。不小心和三个坟堆的目光相遇了，心里就又虚又慌，有时候，双腿间就会悄悄变湿。对三个未曾谋面的亲人的死，我似乎毫无切肤之痛，更别说什么报仇雪恨！我总是担心，三个坟堆看透了我的心，我总是又担心、又惭愧、又恐惧，不经意间，小便就失禁。每次从坟地回去，我都觉得自己病得不轻，病去如抽丝，好多天都缓不过劲来。
其实，老家还有我家的两座老院子，里面的房子，1958年挨饿的时候，被父亲的同族兄弟拆掉换粮食了，我们在城里同样在挨饿，我们回去拆房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只剩下残垣断壁，从此父亲和老家的人就断了联系，偶尔有什么事回去，父亲也总是独来独往，绝不会带我同去。现在，看了父亲的信，我更明白了，父亲实际上很怕我们和乡亲们接触，因为，乡亲们一定了解那场家族仇杀的来龙去脉。
1965年，我们决定迁坟，把伯父、爷爷和奶奶的坟迁到县城边上，这样就用不着跑那么远路，也用不着爬山了。迁坟是封建迷信活动，父亲当时已经是农业局的副局长，所以，整个迁坟活动，是由父亲和我，还有三姐杜丽、四姐杜玉四个人分三次偷偷完成的。一次只迁走一个亲人的坟，最先迁的是最先死掉的伯父。
我记得，到了坟地，父亲先跪在坟前，读了他写的《告父亲、母亲和兄长文》，全文很长，回忆了父亲逃走后从军15年，及后来率众投诚，由旧式军人有幸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的全过程。我记得，其中有“路途遥远，不便祭奠”、“不孝子身为国家干部，敢冒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之大不韪，率儿女三人，迁骨移灵，草率之至”这样的话。还没念完父亲就哭得不行了，杜丽和杜玉也跟着哭，只有我无论如何哭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出息，用母亲骂我的话说：“打不出粮食！”不过，挖坟的时候，我出了大力。挖到三米深时，看见了第一块骨头，是右侧的肩胛骨，我们立刻停下来。我把嵌在土里的肩胛骨用指头抠出来，发现骨头表面是暗红色的，而通常所见的人骨都是纯白的，可见伯父死时肩部受了伤，流了不少血。父亲把骨头接过去，看了一眼，就用一种吓人的声音嚎了起来。我们只好把他扶上去，两个姐姐吓得直打哆嗦，我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强，剩下的骨头是我一个人蹲在深深的坑里，从板结的硬土里一根一根弄出来的。伯父的头盖骨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痕，刀痕下方还有个三角形的洞洞，表面也蒙着一层暗红的血色。我要求自己像对待一块石头瓦片一样对待手中的骨头，否则，我会看见刀光剑影，我的身体和神经会受不了。由于有很多骨头是断裂和残破的，我的双手就像筛子一样把坑里的土筛了一遍，保证不丢掉一粒骨头渣子。
《一人一个天堂》第四章消失死因（2）
迁过坟后，我更加相信，伯父的死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伯父肯定深深地激怒过对方，结下了所谓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伯父才死得这么惨，骨殖才会这样破碎。但我从来没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一丝疑问。所有的骨头都挖出来后，胡乱塞进一个麻袋里，由我背着下了山，回到县城，回到家。下山的时候，我的身体一弹一弹的，身后的骨头发出哀切的脆响，一刻不停，絮絮叨叨，就好像伯父在用无数个小拳头不断地敲打着我，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好不容易回到家，一放下麻袋，我就躺下起不来了，虚汗淋漓，想说话，发不出声音，好像快死了。
那次父亲和母亲因为我而打了一架，两个人半年都没说话。伯父的骨头，在家里整整放了一个月，我和父亲抽空把每一根骨头都洗净了，用水洗完再用酒精洗，把骨头表面擦得白白的，然后埋在县城边上的一块空地里。埋的时候我也起了关键作用，骨头抖乱了，需要理出个头绪来，在新做的棺材里，要摆出一个完整的人形，我学过人体解剖，我保证每一根骨头都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上。不过，伯父的右手，好像少了一根骨节，比左手少一个。书上说男人身上大大小小一共有206块骨头，我数了好几遍，确实缺了一块。我紧张得手都发抖了，父亲看到后严厉地问：“你怎么了？”我搪塞过去了。后来我一直在念叨，少掉的那一根骨节到底在哪儿？是我疏忽，没从旧坟里拣出来，还是伯父死的时候被砍掉了一节手指？要么便是伯父活着的时候本来就缺一节手指，既然伯父从小喜欢耍枪弄棍，后来又在保安团里任职，完全有可能在一次事故中丢掉一节手指。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不好也不坏。他们确实经常吵架，父亲甚至会动手打人。不过，一般都是在父亲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家庭会议的重要内容就是痛说家史。母亲对此相当过敏，要么死活不来，要么总是带着针线活，打毛衣、纳鞋底。我记得母亲打毛衣的时候，动作总是很夸张，埋着头，阴着脸，就好像没在打毛衣而在一下一下地要毛衣的命，纳鞋底的时候，把麻绳从厚厚的鞋底间拽来拽去时，声音让人难受，看上去就像故意在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父亲捣蛋。
最生气的当然是父亲，我们几个，也同样生气。我们也不爱听父亲唠叨，但是，母亲的态度更让我们受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总是自觉地站在父亲一边。为什么？我们和父亲有血缘联系，而母亲没有，母亲是外人，伯父不是母亲的伯父，爷爷奶奶也不是母亲的爷爷奶奶。
有一次，父亲禁止母亲打毛衣或纳鞋底，母亲就空着手坐在半麻袋麦子上，我奇怪，母亲显得比平时安静。可是，父亲还没讲到关键处，母亲这边就出事了。母亲把屁股底下的麻袋撕破了，里面的麦子无声地漫了一地，麦子一直滑到了父亲的脚底下父亲才发现。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父亲一把将手中的青铜烟瓶砸在母亲脸上，接着，扑过去揪住母亲的头发，把母亲压在身上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我们死死地坐着，谁都不上去拉架，因为，我们同样反感着母亲，暗暗希望父亲好好熟熟她的皮。但是，母亲实在是“死不悔改”，挨了打也没用。而父亲也是“死不悔改”，过不了几天，嘴皮子就痒了，眼泪就盛不下了，就要把大家召集起来，闭紧门窗，从“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开始说起，只要一说出这句话，父亲的声音就变得像漫了一地的麦子一样，密密麻麻，无所不在，父亲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玻璃珠子一样在泪水里荡来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