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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名老中医之路-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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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

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

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

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

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

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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