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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晨，李自成军列起惯用的长蛇阵，准备给吴三桂致命的一击。吴三桂军渐渐抵挡不住，李自成已经胜利在望。中午，风沙骤起，两军不能相辨。蓄势伺机多时的多尔衮在此时下令清军骑兵进攻。阿济格和多铎率领的大队辫子兵，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李自成军对此毫无准备，猝不及防，加之久战疲惫，阵脚大乱，虽然奋力抵抗，最终还是失利，损失惨重，以至“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李自成且战且退，途中将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的失败而告结束。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五月二日，清军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多尔衮就在军中为他进爵为平西王。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有现代民族观念的现代人看来固然是不可饶恕的汉奸行为，但对于当时亡明士大夫来说，引军助剿其实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吴三桂甚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伊始，便遥封他为蓟国公，居然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间吴三桂甚至还成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而且当时清军已经可以从长城的很多其它入口入侵，并不是说吴三桂守住山海关，清军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而且当时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引清军入关已经是唯一的选择，当然，唯一的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真正应该被谴责的，不是引清军入关，而是在他引清军入关后的一系列行动。
第三章、反噬
清军入关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尔衮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早先挂在嘴边的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吴三桂和清之间还是距离的。首先，吴三桂借兵，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联合明残余势力共同攻击李自成军，也一度为多尔衮所容许。但这一旗号实际上和清代明、建立对全国的统治的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降清之初，仍与明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甚至表示对福王朱由崧“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吴三桂还拥有一支自己的部队。因此入关之初，清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进攻李自成。1644年六月，吴三桂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阿济格西征李自成。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九宫山战死，其势力很快就基本被消灭。八月，清朝廷将吴三桂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
对于清朝廷的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转称崇祯帝朱由检为“故主”，反复表示自己“矢忠新朝”。清军大举南下后，由于满洲兵马不敷使用，而且多为骑兵，不适合南方广阔的山林沼泽地区作战，所以开始大批启用明的降兵降将。1648年，清朝廷又调吴三桂携家眷入关西征，连克山陕两省五十八城。期间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对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1651年，清朝廷授予他金册金印，命他征四川的朱明和张献忠余部。明桂王朱由榔（永历帝）此时已经开始和孙可望、李定国等张献忠余部联合起来抗清，对于这些自己获取高官厚禄和新主信任的障碍，吴三桂也放弃自己的誓言，开始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他连下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地。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他很快因功增岁俸千两，其子吴应熊也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授三等子爵，不久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1657年，李定国随朱由榔入云南，吴三桂以平西大将军职，和定西大将军国翰一同南征云贵，进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1658年，他败李定国于石壶关诸险，下遵义，克开州。国翰死后，他进驻遵义，1659年，吴三桂和征南将军卓布素、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兵分三路攻下云南城，朱由榔逃往缅甸。1661年，吴三桂率大军向缅甸进发，十二月，抵达离缅甸六十里的旧晚坡。他下令逼迫缅甸人献出朱由榔。缅甸人害怕，于是骗朱由榔说是李定国派人来接他，朱由榔很高兴，马上坐上竹椅，任人抬入船中过河。渡过对岸后，有人过来背朱由榔，朱由榔问他姓名，来人回答：“平西王前锋高得捷也！”朱由榔这时知道上当，已经晚了，被清军押回云南。据说朱由榔仪容甚伟，举止有度。途中有个士兵靠近观看，他端坐不动，也不说话，士兵赞叹道：“真是皇帝啊！”朱由榔在云南被囚禁了四十天，内大臣爱星阿提议将他送回北京处置，吴三桂则极力反对，最后他命令部将杨坤和夏国相送去丝带，逼朱由榔自缢而死，当然，也有记载认为是吴三桂自己亲手用弓弦把朱由榔绞死的。
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任他便宜行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阻挠，用财，户部不得拖延。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1662年十一月，又以擒杀朱由榔的功劳，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为垫脚石，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吴三桂对新主子的拼命效忠，自然换来了高官厚禄，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据野史记载，吴三桂曾向洪承畴求教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告诉他不可使南疆一日无事，实际上就是让他养寇自重。因为清朝廷对似乎是荒蛮之地的云贵并不了解，而朱由榔和李定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影响大局，留着他们还可以作为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吴三桂并没有按照恩师的指点行事。更糟糕的是，他杀死朱由榔，把事情彻底做绝，使自己的“汉奸”恶名从此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到了日后再次造反的时候根本无法争取到心向明朝的汉族士大夫和人民的支持，也算得上是作茧自缚吧。
第四章、撤藩
在进爵亲王，兼辖贵州后，吴三桂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早在其父吴襄为将时，就已经用优厚的待遇培养了一大批与自己有极强依附关系的，以亲属子弟为骨干的子弟兵。吴三桂继承了这批子弟兵，降清后，他们按佐领制编制，成为了吴三桂“藩属”部队的核心，这支藩属部队也随着战争不断壮大。全国统一后，吴三桂已经拥有了一支以藩属部队及其家属组成的庞大武装力量。藩属部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吴三桂的亲信，比如都统吴应期是他的侄子，都统夏国相、胡国柱，云南留守郭壮图、右将军卫模是他的女婿，都统吴国贵、副都统杨坤是他在辽西的旧部。除了藩属部队外，驻扎在云贵的绿旗兵和降兵（以孙可望部为主）虽然属于清朝廷的部队，但是也要接受吴三桂指挥，甚至重要将领也由其提名。军务一概由吴三桂决定后，再上报朝廷和兵部承认批准，而这种上报批准其实只是个走过场而已。这样，这些部队其实也成了吴三桂部队的组成部分。吴三桂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杀人越货都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另外，他对洪承畴当年说的不可使边疆一日无事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除了正常的平定反清活动外，他还不断谎报边衅，制造紧张局势。
地方行政大权同样也掌握在吴三桂手中。1663年，清朝廷已经规定云贵的总督和巡抚都要受吴三桂节制。云贵总督是在吴三桂同意的情况下，才于1666年二月驻在贵阳，而此时已经比其他地区一年迟了一年。他也掌握着云贵地方官员的调动和升迁大权，而且还可以任意调迁其它地区官员来云贵任职。由吴三桂选用的官员号称“西选”，而因为他可以跨省任用官员，西选官员一时遍天下，他的权力甚至已经凌驾吏、兵二部之上。四川道御史杨素蕴曾经上书向朝廷指出这种弊端，被吴三桂参了一本，朝廷不敢得罪吴，于是给杨一个降职处分，杨气得回家闭门不出十几年，直到吴三桂叛清才被重新起用。
在经济上，吴三桂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他除了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外（不难理解为什么鹿鼎记里沐王府的人那么恨他了），还大肆兼并土地。1667年，清朝廷为解决吴藩兵丁口粮问题，准许他在云南圈占土地，于是藩官藩兵开始肆无忌弹地侵占民田，使得大批自耕农沦为藩官藩兵的佃户。此外，他还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垄断茶马互市和药材贸易，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私自铸钱。为解决部下的粮饷，他还准许藩官以贩卖私盐来大发横财。
吴三桂凭借搜刮来的巨大财富笼络部下、豢养宾客、收买官员、士人。每位往云南上任的知县级以上官员，都要先到王府拜谒，而他都亲自接见，凡有才能者他都千方百计要罗致麾下，而且还要写卖身契。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