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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
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封堵，任何耽搁都是不允许的。俄界会议结束后，９月１３日，中央就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了。１４日他们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做最后的努力争取。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布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
９月１４日
张国焘没有回电，此时，他正在阿坝召集左路军干部大会，声讨中央呢。刘伯承和朱德已经成了阿坝会议上围攻的对象，处境艰难。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答复中央，他们曾收到一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在俄界以北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一军团留下一个连驻守，要徐、陈派部队来接防。徐、陈阅后，相对苦笑；此桥远在２００里外，去接防谈何容易。况且地图已被叶剑英带走，他们如何北上呢？徐、陈只能将情况报告张国焘，如此而已。
右路军总部所在的巴西，这些天一片沉闷。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离去，使四方面军干部的情绪大受打击。他们根本不了解高层的斗争，当然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３０军政委李先念来找徐向前，两个人在村外的荒野中闷闷地坐着，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记得，包座之战结束后，他们把缴获的战利品挑最好的送到中央驻地。博古看到送来的牦牛和饼干、罐头，连声感谢；毛泽东见到送来的香烟，乐得合不拢嘴。当时的感情是何等融洽，这些天的变化，简直如同一场噩梦。叫他怎么对部下解释？他对徐向前倾诉心中的苦闷，徐向前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几天来，徐向前的内心一直受着痛苦和矛盾的折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央，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部队和领导，张国焘和中央闹翻了，徐向前被夹在中间，他必须作出抉择，是跟中央走，还是跟张国焘走。在回忆录中他叙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徐向前写道：“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毛泽东带领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陈昌浩几天后带领４、３０军南下，再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当时谁也无法预料。
第二部分第１０章：在陕北站住脚（1）
突破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中央从报纸上发现陕北红军的消息——翻越六盘山——陕北根据地的发展——陕北“肃反”的阴云——艰难的行军——徐海东会见毛泽东——党中央挽救刘志丹——红军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挥东征——在陕北站住脚
俄界会议只开了半天便结束了。为了争取主动，赶在国民党军队围堵封锁之前进入汉族区域，毛泽东下令红军兼程北上。
从俄界向北是水深流急的白龙江。俄界到麻牙寺几十里间，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白龙江奔腾咆哮着在山间流过，沿着河边的石壁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一些险恶地段只有木板铺成的栈道悬空在水面上。红军小心翼翼地行进，工兵在前面修复损坏的栈道和木桥，以保证人马安全通过。如果不小心落入水中，就很难有生还的希望了。
通过白龙江栈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４团在麻牙寺稍事修整，便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夺取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是从川西北藏民区到甘肃的重要通道。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仿佛合龙。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３０多米宽，两边都是绝壁。腊子河从沟底流过，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岸连接起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这一带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地盘，在腊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带驻扎着一个旅。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黑扎山头进攻时，在上边的敌军两个连胡乱放了几枪，扭头就跑。在康朵的敌旅长梁应奎和团长朱显荣联络不上，也摸不准到底来了多少红军，扔了部队和电台，沿着江边险路跌跌撞撞逃向腊子口。
在腊子口，桥东山脚的树林边有鲁大昌部预先修筑的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筑了一个碉堡。山口里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这里有两个营的兵力，在桥头堡上配备了四挺重机枪。旅长梁应奎先跑到这里，当他看到朱显荣带着两个传令兵狼狈逃来，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口气训斥朱说：“你指挥五个营，没有打仗，自己就跑回来，如何向师长交代？”命令朱团长带领几十个退下来的残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腊子口侧翼。朱团长接受命令后，夜间溜之大吉，一口气跑回了渭源，腿比兔子还快。梁旅长部署完后，也退到腊子口后面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腊子口上就剩下国民党新编第１４师１旅参谋长张觉僧和一个营的兵，还没见红军的面，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打腊子口的任务，林彪交给了４团。他亲临前线观察后，命令团长王开湘带部队迂回敌后，团政委杨成武率一个营正面主攻。腊子口两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几乎是直上直下，部队如何能爬上去迂回呢？正为难时，一位苗族小战士突然自告奋勇地说：他能爬上去。原来他在家时就经常爬上悬崖峭壁采药打柴，练就了一手攀岩的绝技。杨成武大喜过望，决定让他试一试。只见这个小战士手持竹竿和绳索，轻盈地在岩石缝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耍一场惊险杂技。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紧张得不敢喘气。终于，小战士爬到了顶端，拴好了绳索，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开辟出来了。可惜，这位为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头功的战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云贵川”。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７日凌晨，王团长带两个连爬上山顶，向敌后迂回。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到夜里２１时，估计迂回部队已经到了敌人阵地背后，杨成武率２营６连开始向腊子口守敌发起进攻。一时山谷里枪声大作，机枪向敌阵地轮番扫射，红军向小桥猛冲。桥头堡里的敌人也以机枪、手榴弹还击，封锁桥头道路。因道路狭窄，红军兵力无法展开，接连几次冲锋未能得手。又从桥上桥下分几路进攻。张觉僧和他手下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红军，虽然仗着天险，心里却是虚的。１８日凌晨２时，山背后突然升起一颗信号弹，这是王团长打来的。红军士气大振，又向桥头发起新的冲击。一个红军奋力冲到桥头堡前，用双手与敌人争夺机枪。听说背后来了红军，腊子口守敌军心动摇。张觉僧一再请求增援，梁旅长在后边向前方胡乱打炮，一个兵也不来。守桥头的敌营长向张觉僧喊：如不及早退却，天亮就撤不下来了！张下令撤退，桥头守敌拔腿便跑。红军一直追出好远，把敌人的后方仓库都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就这样被红军攻克了。
一过腊子口，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见不到群众，得不到温暖，恶劣的环境和命运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童小鹏与一军团直属队离开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