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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从南流沟撤出后,尚余不到3000人,跟随徐陈的只有30军和机关的千余人。部队原来计划向红安寺进发,梨园口一打起来,总部又改变向康龙寺转移。结果妇女团在前面出发去红安寺,脱离了总部和部队,半路上被马家军打散。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均被马家军俘虏。西路军余部到了康龙寺,马家军又追上来。在康龙寺南山恶战一场。红30军著名的“夜老虎团”265团和267团又遭受重大损失,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带上全军的经费寻找总部,不幸遭敌包围,壮烈牺牲。
3月13日康龙寺之战后,西路军终于失败了。徐陈收拾残余部队,连夜向山里行军。3月14日天亮到达石窝一带。这里是一片青石山沟,石缝里长着稀疏的灌木和野草。在较大的一座山上有一片光石崖,崖下有个大坑,坑中有一块巨石,大家给这个荒凉地方取名叫石窝。红军到了山上,马家军又随后赶来了。李先念、程世才带领30军剩下的几百人边打边撤,掩护总部和其他同志上山。马家军看天色黄昏,不敢夜战,便在山下扎营。
在石窝子,西路军高级干部都聚到一起。大家都伤心落泪。但是敌人仍然紧追不舍,明天再打就会全军覆没。必须要拿个主意,否则只有等死。天黑之前,陈昌浩召集军政委员会会议,提出分散活动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这样目标小,总有能活着回去的。但是具体怎样办?程世才回忆:“陈昌浩是这样说的:1、现在是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点力量,待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2、军队只剩这么多人,昌浩、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去。陈提出来后,向前同志反对离开部队,还要与部队一起走,死也死在一起。当时各干部同意(徐陈)离开部队,减少目标。不过干部同意不是主要的,决定权在昌浩,最后昌浩决定他两个离开部队了。3、任务分配:30军剩下千把人,为左支队;由世才、先念、(李)天焕带走左翼打游击。9军剩下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为右翼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走右翼大山上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大部分干部与30军一路去打游击。这时候真是惨痛到极点,大家都在流泪。会开完后,各自回去组织部队准备天黑行动。”
徐向前听了陈昌浩宣布的决定,心里十分痛苦,也很矛盾。他回忆说:“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散了。幸存的红军有的合成大股,有的零星活动,各奔前程。等待他们的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和生死未卜的道路。
第五部分第22章:历尽磨难与艰辛(1)
徐向前历尽艰辛返回延安——陈昌浩走了弯路——孙玉清不屈就义——“补充团”的非人折磨——红军女战士的悲惨遭遇——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余部向新疆前进——陈云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
1937年3月16日夜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悄然离开西路军,向着陕北方向走去。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他们昼伏夜行。走出祁连山时,徐向前命令警卫参谋陈明义、肖永银带警卫排就地打游击,大家分散行动。陈、肖等人只好服从命令,徐、陈只留一个保卫干部同行,化装前进。到了西洞堡,他们停下休息,叫保卫干部去找水喝。天快亮了找水的人也没回来。徐向前估计他出了问题,便拉上陈昌浩赶紧走。第二天他们到了大马营投宿,找到一位在当地行医的湖北人家。陈昌浩遇见老乡,十分高兴。这个老乡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陈昌浩上路,陈说太累,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想:你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于是征得陈的同意,徐向前一个人先走了。
为了避开马家军的搜捕,徐向前在路上尽量不与任何人接触。晓行夜宿,匆匆赶路。他身穿破烂的羊皮袄,又黑又瘦,好像戈壁滩上的羊倌。饿了找老百姓家讨口饭吃。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他遇见了特务营的曹营长,跟他一道走。过了黄河,走出了马家军的地盘,徐向前的心才略微轻松一些。到了打拉池,徐向前拿一枚金戒指换了棉袍和衣服,与曹营长翻过六盘山到了平凉城,他们打听到红军离这里很近,立刻就朝北山方向赶去。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见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4军参谋长耿飚,悲喜交集的心情,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第二天,徐向前被护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这是4月30日。经过一个半月颠沛流离的日子,徐向前终于回到了家。几天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慰问:“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徐向前的回归,算是西路军中比较顺利的。根据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派人到凉州寻找陈昌浩,但没有找到。原来他在湖北老乡家病了一场,养好病之后,也许是败军之将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没有回延安,而是长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区,想在那边重整旗鼓,再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来。但当地的形势也不好,陈昌浩才回了延安。他到延安时已是1937年的10月,正值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的高潮。陈昌浩受到中央的严格审查,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这位曾在红军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物,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徐陈走后,剩下的1000多西路军干部战士只好自行安排。根据石窝会议决定,西路军副总指挥兼9军军长王树声和参谋长李聚奎、5军军长孙玉清带9军残部400余人走一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等和总部机关干部随红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以及30军剩下的1300人走一路。
王树声带着9军剩下的骑兵一起走,由于连日疲劳过度,骑在马上的人都睡着了。等到醒来,部队都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和杜义德等20人翻山越岭钻山沟,走到第三天,原以为摆脱了敌人,没想到敌人顺着马蹄印又追上来。王树声命令几个同志掩护,阻击敌人。结果王树声一行脱险了,而掩护的几个人再也没回来。
王树声他们向西走了几天,又见到了9军军长孙玉清。分开行动那天,孙玉清、李聚奎带着一架电台和几个工作人员向敌人后方插,想用电波吸引敌人主力,好让大部队突围。他们进 入山里躲起来,想等马家军退走再出来。在向东南行军时,电台人员掉了队,遇见马家军搜山,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都被俘。孙玉清等也没能走出去,还在山里转来转去。恰在这时遇见王树声等。他们一起沿着山沟行进,算算在山里转了十几天,搜山的马家军也该走了。他们决定宿营休息。谁知突然又遇见了一小股敌人,在混战中,王树声和孙玉清等伤员又走散了。王树声觉得在山里转没有出路,决定出山向北走,摆脱敌人。在出山的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汉族牧羊人,这是一个同情红军的老百姓。他给王树声等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住下,还讲了山口的情况和安全的路线。在这个好人帮助下,王树声等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1937年的端午那天,他们走到了平原地区。这时,跟随王树声、杜义德的只剩8个人。王树声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现在可以放开步子往回走了。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流浪生活,他们仍然坚持向东走。因为不认路,王树声等一直走到了腾格里沙漠边上,又遭遇敌人。在撤退中与身边几个同志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孤身一人。他又饿又渴,昏倒在沙漠里。幸亏当地一个做小生意的老人发现了他,给他水和干粮,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又带他到同心城渡口送他过了黄河。当王树声孤身一人回到延安时,已经是1937年8月了。
孙玉清因为带着伤,走不动,与王树声失散后不久,即被搜山的马家军俘获。他被押送到酒泉的马家军298旅驻地,旅长马步康问:“你当什么官?”孙答:“没有当官。”于是马步康就把他与一群被俘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孙玉清不久被敌人查出了身份。马步康听说红军的军长落到他手里,大喜过望。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孙玉清押往西宁。
5月中旬,孙玉清被押解到西宁。马步芳在省政府会见了他。据当年在场的国民党《青海日报》社记者陈秉渊回忆,马步芳设宴企图诱降孙玉清。他问孙:“你是孙军长?年纪轻,有多大?”
孙答:“二十八岁。”
马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哪时当军长?”
孙答:“我是十九岁那年在湖南参加,自小劳动,家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
问:“你怎么为我们俘虏过来了?”
答:“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