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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说：经他们研究，共产党来了绝不会杀你。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毛人凤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是“老头子”的决定。张国焘沉思良久，声音低沉地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绝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我年岁大了，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青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说完，张国焘告辞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凤太冷酷，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过去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不仅张国焘被抛弃，其他如何畏、徐梦秋等也都落个同样下场。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绝望投江自杀。徐梦秋解放后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受到应有的惩罚。张国焘后来听说何畏的死讯，伤心地流下眼泪。
张国焘没有服从毛人凤的命令，于１９４８年底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国民党当局对他不管不问，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强占。张国焘在台湾无法待下去，便于１９４９年初移居香港。他与顾孟余等人以“第三势力”的名义创办《中国之声》杂志，当时人心惶惶，百物腾贵，谁还顾得上理会张国焘的那些东西。杂志不久又告夭折。张国焘资产不多，在香港难以维持生活。朝鲜战争期间香港金价上涨，张国焘以全部家产５０００美元投入市场做黄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张国焘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贴进老本，真是一贫如洗。幸亏大儿子张海威在学校教书，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
张国焘贫困潦倒，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也许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眼看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光明。而蒋介石在台湾靠美国扶植，苟延残喘。他又萌发了回国内定居的念头。１９５３年张国焘托人带信给中共中央，表示想回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转告带信人：张国焘要回来也可以，但必须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中央交代他在叛变投敌期间的一切行为。张国焘不接受这些条件，回国的事就搁置起来。他又向中央请求让他的二儿子张楚湘回来上学。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楚湘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回港行医，有了稳定收入。张国焘多少感到了党的政策的宽大，逐渐与国民党疏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多次来找张国焘，有些是出于反共目的搞情报的。张国焘表示谨慎，拒绝与自称左派或右派的人士接触。１９６１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写完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由于时代的间隔和查不到当年的文电原件，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史实错误。但是他毕竟写了一部在中国共产党内１８年的完整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由于他的立场没有改变，对中央批判他的错误路线仍是耿耿于怀，死不认账。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描述，更是发泄他内心的仇恨。但是这本书中也确实叙述了党的初期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战斗经历的叙述，还可见他的怀旧之情。这部回忆录１９６５年在香港《明报》杂志连载，又出版了单行本，引起海外关注。张国焘在撰写期间，每月由堪萨斯大学付给２０００港币生活费，出书后又得到一笔稿费。夫人杨子烈也写了回忆录《往事如烟》，二人的稿费和版税收入，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证。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场运动也波及香港。张国焘眼看刘少奇、彭真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被打倒批斗，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之风愈演愈烈。想起他过去与毛泽东的恩怨，张国焘自觉在劫难逃。当时香港街头也出现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张国焘惶恐不安，几次请求香港警方“提供保护”。但是张国焘在港英当局眼里不过是平民百姓，不可能为他昼夜站岗。张国焘感觉难保安全，便于１９６８年移民加拿大，投靠两个在那里留学的儿子。１９７７年张国焘身患中风，半身不遂。杨子烈在香港生活时因跌坏盆骨，也行动不便。儿子媳妇都有职业，不能照顾他们。于是张国焘申请住进多伦多市的免费老人病院，杨子烈住进养老院自理生活。儿女有空轮流前来探望。这个老人病院老人多而医生护士少，除了供给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时老人招呼多不理会。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初，当地大雪不止，天气严寒。而病院内暖气却时常中断，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张国焘，有时转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无法拾起，叫人也无人来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寒冷。１２月３日５时起，他突然大呕大吐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医生来诊断，已经气绝身亡。当杨子烈及子女闻讯赶来，张国焘已停尸太平间。一家人痛哭愤恨，杨子烈在电话中对蔡孟坚说：“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
第五部分尾声：揭开历史的面纱
我们总是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但是历史却总是千变万化，给人以出乎意料的结局。
１９４５年６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称之为党内团结的大会，在进行最重要的议程——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在讨论中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大多数代表对邓发和凯丰这两位上届的政治局委员表示异议。在预备投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上台讲话，做代表的工作，又把他们二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在正式投票时，他们两个人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未能当选中央委员。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邓发与博古、叶挺、王若飞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被葬在延安。凯丰则调到东北局工作，１９５５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张国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泽东对当年草地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他多次谈到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认为那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在“文革”风暴中，“张国焘路线”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使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劫难逃。陈昌浩在苏联度过了十几年的寂寞岁月，１９５２年回到北京。他从一个征战沙场的红军将领转变成埋头书案的学者，主编了一部《俄华词典》。在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十几年中，为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批斗。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陈昌浩含冤去世。
张琴秋１９３７年底被营救回延安后，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建国后她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经历又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被打成“叛徒”。张琴秋不能忍受这种侮辱，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以自杀作了最后的抗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案和历史上的错误被纠正过来，不仅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获得平反，陈昌浩、张琴秋以及许多蒙受冤屈和苦难的老同志也都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一些早期的历史问题也被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当年李特离家参加革命后，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的下落。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了安徽霍邱县，李特的老母亲跑了八里地，坐在大路边上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从眼前经过，想从中找到自己的儿子。一连坐了几天，队伍过完了，才失望地转身回家。直到李特死后半个世纪，在一些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反映下，组织部门重审之后，承认李特、黄超是被错杀的革命同志。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他们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列入书中，并在辞条最后说明：“１９３８年初被诬陷杀害于迪化。”
张国焘虽然盖棺论定，但西路军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于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５日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
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客观地研究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１９９１年，中共中央重新出版《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