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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社论
第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想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股蓬勃向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局面很快结束，电影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就是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批评被直接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电影具有如此之大的政治风险让许多电影人诚惶诚恐，电影的审查和管理也更加严格，当年没有任何电影投拍，电影产量严重下降。从这个时候起，成长的创伤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电影风雨兼程的发展历史。
电影大历史：追寻人民记忆
1944年夏间，陶行知送给电影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成就卓著的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读了这个画传，便很快拟出简单的“剧情梗概”：作为一个曾受过不识字的痛苦和创伤的武训，怀着朴实善良的愿望，不顾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下定决心为穷孩子们“不再吃不识字的苦”而进行一场苦斗，坚持到底，终生不渝地孤独地与社会作战，甚至是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且让孙瑜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1945年春至1947年秋，他第二次赴美，对美国电影作亲身观摩。在美国他一直带着武训的画传和“剧情梗概”，还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在域外的文化记忆中酝酿，在中外广阔的视野里，构成一部电影的轮廓。1948年1月电影剧本成稿，当年夏便开始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拍，后转昆仑公司摄制完成。但令最初的孙瑜没有想到的是，这部《武训传》的编导创作过程，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算上出国前第一稿，他先后写出五稿，又历经“中制”、“昆仑”两个电影厂，到1950年年底拍完，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这在当年一片公司遍地开花，一部电影只拍短短三五个月的情势底下，是一个异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语境、外部世界在几年里变化太大了。外部的变动不居和内心的战争连接在一起，外部世界的力和反力永远同在。孙瑜睁大了眼睛，超越环境局限，追随至深处，追蹑人民的记忆，关注并素写一个人的战争，并进而去关注更广阔的人生与更广阔的世界，关注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共同的问题、遭际与命运。
孙瑜对人生、对世界、对艺术的看法已不再是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出于一种文化的审美选择。孙瑜创作中不是看重的他个人的能力、剧情的故事性，而是像人性、人民记忆或真理、自由这类的普遍价值。念书能救人，这个人民记忆的真理在人性和文化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义上面对了整个民族的塑造，它含有和预示了更扎实的问题和内容。
《武训传》演员阵容庞大，赵丹、吴茵、张翼、周伯勋、蒋天流都参加了。因为拍摄时间拖得很长，两个主演赵丹、吴茵其间还合演了影片《乌鸦与麻雀》。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演技纯熟，但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人，对赵丹的高度激情和出神入化的表演都赞不绝口，称武训是其演得最好的角色。他演的武训，含泪微笑地默然跪劝小学生不要作赌徒；在牌坊下坚决不领皇帝赏穿的“黄马褂”……赵丹将人物不安宁的内心和那种永远面对自己和与自己对峙的精神，淋漓尽致地予以呈现。
武训要救孩子，“咱穷人偏要念书”，要他们上学，要上了学的他们不要忘自己是乡下人／庄稼人，“将来千万不要忘记咱穷人”。一个人面对环境，面对外部世界，面对着种种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与变故：火山爆发、冰川沉陆、战争、瘟疫、饥饿、非典、禽流感，可以与人携起手，并起肩，甚至全球化地去共同战斗，那么，面对无知、懵懂、文盲、不读书、怠惰等等，就不能给予一点点启明，投入一种探索以至献身的意识吗？
思索是体验世界的一种模式。以公众福祉为目标，应该引以为我们内心锲而不舍的力量。在《武训传》短暂的放映盛事之后，孙瑜、赵丹和一些受电影牵连的人遭到批判。1951年发生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这场批判，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其激烈程度与影响所及，也是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的。但是，孙瑜和他的同人不断由内心汲取力量，跨过这一段时期，仍然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在表达着自我，参与了历史和他的遭际。
口述影像：“有什么缺点，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最初公映受到普遍好评
武训乞讨兴学的事迹应该说流传很广，而孙瑜经多年构思酝酿完成的电影《武训传》据电影史料记载最初是受到肯定的。“昆仑”的编导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方案，并向夏衍汇报时，夏衍当时坦率地说：“我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在目前情况下，不必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样一部影片。”但“昆仑”还是坚持拍了。影片在1950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在上海首映时，反响热烈。1951年2月，孙瑜带影片到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过后，除了认为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被人毒打的画面描写过长外，没有再提别的意见。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该片的评论文章有40多篇。
批判大潮汹涌而至
当年的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地指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问题”，并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走到何种程度”，而且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战斗的共产党”。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短评，要求“共产党员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之后，全国范围内立即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第一次批判运动，持续近一年，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导演孙瑜和所有肯定过这部影片的有关领导及文教界人士数十人，均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公开的自我批评和检讨。
34年后重新评价
批判《武训传》的大规模运动后来又波及到文学界、史学界，直到1985年9月5日，也就是距离大规模批判34年之后，才对这场由一部电影引起的批判运动予以重新评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1951年曾经发生过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这个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并且还提出不论“电影《武训传》有什么缺点，首先也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问题。”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1年 史诗韵味作品《新儿女英雄传》
北影：一个预示未来的新名字
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北影是在众望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国营电影机构，它以稳健的步伐在中国电影史的成年期一步步地走着，它不仅为新中国电影业起着示范田的作用，更在一定的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电影业格局的变化。从这里走出的一批批青年电影人也在这里茁壮地成长，他们在不同时期成为中国电影的旗手。
电影大历史：火热的电影生活从这里开始
解放前，电影业的辉煌是真正属于上海的。那里自然生发的电影植株郁郁葱葱，战火屡屡迫近，但“孤岛”自有一番从容不迫的自信。从20年代开始到整个40年代，上海以近乎“电影乌托邦”似的状态为中国电影的青春期留下无比绚烂的一页。
解放区电影的自成一体又是一个崭新的小世界，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恶劣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为了迅速变化的战争形势的需要，解放区电影基本上是一种无形式技巧的本色电影，犹如纺车纺出的蓝印花布那样拥有粗糙却又结实的手感。
解放区电影主要分布于延安、东北、华北三个地区，1947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改组西北电影工学队出发去东北，次年6月到达兴山，加入了“东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另外一支就是活动在广袤大平原上的华北电影队，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装在一辆胶轮大车上的电影制片厂”。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把大部分器材藏在山洞里，而将必要的制作器材装备在一辆大骡车上，他们就像战斗队伍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转移。而冲印拷贝的场面更令人咋舌：从3公里外挑水冲片子，天气热，大家就用扇子扇片子，录音要靠摩托车发电，拷贝机则用旧摄影机代替，不能调光，没有自动回转；所有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只是用手来解决困难。华北电影队的活动至1949年4月结束，并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北平电影制片厂”。
1948年12月，党中央就当时电影工作的主要问题做出指示，明确规定：“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机关应设在北平。”新中国电影的整体建设和布局是时任“东影”厂长的袁牧之为北京电影制作厂规划的蓝图。1949年1月，“东影“的田方奉指示来到北平，对国民党“中电”二厂等分处及官僚电影院进行接管，1949年4月20日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同年10月1日改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就考虑将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发展成一个功能较完整的电影基地。
到1949年10月1日为止，“北影”一共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第一部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