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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于1931年10月9日，从泰山来到了张家口居住。当宋哲元率主力离察后，冯玉祥鉴于日寇的节节侵食中国国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积极筹备组织抗日队伍。1933年4月，他将汾阳西北军军校3000余人调来张家口，编为一个师；5月26日，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7日上午7时，张家口戒严。冯玉祥派兵占领省政府，撤销许墉的代理省主席及民政厅长职务，逮捕警察局长张九卿，将警察全部缴械，查抄国民党党部、张家口驿马补充站（情治单位），派佟麟阁为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公安局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大旗，得到民众及西北军旧部的支持和拥护。队伍迅速扩充壮大，计有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海章，初辖两个师一个旅，第一师师长彭国晴，第二师师长支应遴，独立旅旅长刘克义，后第二十四师（富春）、第二十五师（马冠）也由第一军节制。还有吉鸿昌为军长的第二军（第五师宣侠父为中共党员）、阮玄武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第十六军（三个师）、黄守中第十八军（五个师）、邓文第五路军（三个师两个旅）、刘桂堂第六路军，孙良诚骑兵挺进军、张砺生察哈尔自卫军（三个师两个支队）、方振武抗日救国军、蒙古军等等，声势很是浩大。并且在收复康保、宝昌，收复沽源、多伦等战役中，民众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又一次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
但是，冯玉祥此举，为蒋介石所不容。最后蒋介石还是派出多路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围剿。而日寇在遭受打击后，也把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作为主要目标。
在日寇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攻下，加之外无实力增援，内有败政困难，抗日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给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一点元气，被迫卸职，邀宋哲元回察哈尔，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改编。自己则于8月中旬赴泰山隐居。
宋哲元于1933年8月底返回察哈尔后，即按照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对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改编。张自忠随之赴察协助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除吉鸿昌、方振武、刘桂堂三部拒绝改编外，余众加上汤玉麟残部共计3万多人。宋哲元采取分别对待、保留骨干的政策，对原属西北军的佟麟阁、张允荣、阮玄武等部，尽量多编多留，对其他部队则大部遣散。
到1934年初，改编基本完成。原西北军部队保留了12个团，汤玉麟残部保留了一个团，这样既使西北军旧部有了归属，又增强了二十九军的力量，全军总兵力增至4万多人。另外，汤玉麟残部的三十几门大炮，也为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建立了炮兵营。至此，二十九军的实力，在华北各部队居最强。
由于长城抗战战功显赫，南京政府核准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由功勋卓著的赵登禹任师长，番号为第一三二师。
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改番号为一四三师，刘仍任师长。
在这次整编中，三十八师增编第一一四旅，董升堂升任旅长，全师增至三旅九团另一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人。
二十九军由晋东移驻察哈尔省，三十七师驻张家口；三十八师驻宣化，兼顾独石口、沽源一带；第一三二师驻张北；第一四三师驻怀来、涿鹿、蔚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为笼络二十九军将领，蒋介石同意二十九军派员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7月，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由张自忠率领，前往庐山受训。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6）
张自忠自从第二次投军以后，到1934年，只回乡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12月，那是因为张自忠的母亲于是年2月去世，张自忠请假回乡为母亲“成主”。那次回家，他觉得侄女廉瑜聪明、直爽，便把她带在身边。
第二次是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局势比较平静。年底张自忠决定回乡一趟，一为参加侄儿廉瀛的婚礼，二为祭扫父母陵墓。
这次张自忠返乡，可说是衣锦荣归，他是三十八师师长，又是全国闻名的长城抗战的英雄。他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乘坐两辆轿车，并有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大卡车随行。一路之上，他受到沿途官府、驻军的热烈招待。
车过山东武城，这里是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烈士的故乡。张自忠特地下车，看望了王金铭的家人。他一直很敬仰这位和冯玉祥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前辈。早在1928年，张自忠就奉冯玉祥之命，将当年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活埋，为烈士报了仇。
他们从武城上车，向西南行50公里，就回到了家乡临清，从三里阁跨过运河到达唐园。此时已近傍晚，张自忠离村老远，便下了车，步行进村。
小廉瑜却兴奋得很，大声嚷嚷：“按喇叭，按喇叭！”
张自忠对于侄儿的结婚，认为应该新事新办，不要送帖，更不要送礼，所以廉瀛这次结婚，二十九军知道的人很少。
自明想请自忠为儿子主持婚礼，自忠却坚决要请大哥为侄儿主婚。自修与自忠、自明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家族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越是这样，自忠觉得越应该尊重他。
在家乡的几天里，张自忠先后登门看望了已经分居的自修、自清和自严几位兄长，并送给他们一些衣料和带回的土特产。
对于乡亲们，张自忠不管男女老幼，都十分亲切和蔼。乡亲们都从未坐过轿车，张自忠让司机把两部车都开了出来，让乡亲们轮流坐上，在村里溜达一圈，尝尝“新”。
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得知张自忠回乡探亲，特来拜望。张自忠留他吃饭，并让他坐上座。徐谦辞不坐。张自忠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用客气。”
徐子尚以后对人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张自忠这次回家，也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做了不少与救济有关的事。为救济穷苦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1000元；给唐园及邻村的穷乡亲们留下2000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经费不足，维持困难，便捐了500元；又给临清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几百元。
此外，他还检阅了县民团，鼓励他们练好本领，保卫乡土。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张自忠鼓励他，要用在学兵团学到的东西，把民团训练成一支能够战斗的精兵，好保卫家乡父老的安全。他在离乡返回防地时，唐园及邻村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他送行。他们的车已开出老远，他回头从车后窗望去，看见乡亲们还站在村口，向他们这远去的车队挥手。乡亲们的爱戴使他久久激动不已。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后，他率部撤到通县。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一个表侄名叫吴应瑗，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参与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被特务抓了起来，准备押送到南京处理。
张自忠得到这个消息，便亲自给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吴应瑗是他的表侄，并不是什么“赤匪”，只不过由于年轻人热情，思想活跃，也许有些过激之举，但绝不是共党分子，希望能够从宽释放。何应钦自然要卖张自忠一个人情，于是便下令将吴予以释放。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期间，发生了对张自忠来说非常不幸的事，那便是他的次子廉静的病逝。廉静于1933年冬患伤寒，找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张自忠赴庐山训练后，张自明见侄儿久病不愈，便将他接回山东老家，希望家乡清新的空气能让侄儿康复。张自忠在庐山得知儿子病重，让自明赶紧把廉静送协和医院治疗。但此时为时已晚，廉静已被送去山东临清老家。在唐园，由于医疗条件差，廉静病情越来越重，不久夭殁，是时年尚不足18岁。
廉静的死，使全家人十分悲痛，夫人李敏慧更是痛不欲生。
张自忠十分喜欢廉静。他认为长子廉珍，忠厚老成，但是却干不出大事业。在他眼里，廉静长得英俊威武，一表人才，性格倔强，坚毅勇敢，为人处事很像自己，将来定有出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却谁知竟然早逝。
张自忠在庐山就已知道儿子的死讯，从庐山回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陷在失去爱子的沉痛之中。
1934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后，高级将领纷纷在北平购置房产。张自忠也在椅子胡同买得一处房产，旧主是北洋时期曾任总统侍卫长的徐邦杰。
新房院落很大，房屋有百多间，还有花园亭台，占地十几亩，但因徐家已经败落，房屋年久失修，所以大都要重新修缮。整个修缮工作由张自明操持，历时数月方完工。1935年初迁入新居，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张自明一家从临清迁来；儿子廉珍一家由郑州迁来，与张自忠夫妇一起生活。家中顿时热闹兴盛起来，还请了厨师、司机、锅炉工和看门人，以及每个小孩一个保姆，上上下下有四五十口人。
张自忠自费购了一辆旧的雪佛兰轿车。他在担任察哈尔省省主席及天津市市长期间，公家配有一辆绿色轿车。张自忠是公事用公车，而私事和家人外出，一律用自己的旧车。
夫人李敏慧没有念过书，却通情达理，待人宽厚，十分贤淑，对子女和侄女一视同仁。家中具体事务都由七弟张自明处理。即或遇有不当处，她也不计较。
张自忠因为军政事务很忙，对家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