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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和睦； “同”，苟同。和睦相处，但不苟同，尊重差异，崇尚和谐。
第三例，是李瑞环2002年5月28日在英国演讲时，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和为贵”、“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以及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结论是一个“和”字“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实生物语出《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指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意为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
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民族，进一步亲近了中国，所以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除此之外，我还常常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有些人在外事活动的特定语境中，说套话、空话、大话均不得体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的名句、格言来应对、交流，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事例都说明，传统文化的确能够古为今用。
现在古为今用这个问题，还出现了新情况。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逐渐流行一种“接受理论”，它与信息论、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等都有联系，甚至关联着心理学、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从而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接受理论”相当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信息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信息源（原发部位），而是很可能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
比如拿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典籍来说，古籍的文本就是信息源（原发部位），但一百个人来读这个文本却可能有一百种理解，在多种不同的“语境”（包括不同的时间或空间）中来接受文本的信息，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从而起到种种不同的作用。
我对这种理论有较大的认同感。试想一部《诗经》，光是古代注释就有3000多种，《楚辞》的注本也有近300种。所有重要的典籍几乎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注释，并且新的注释还在不断地出现。注释者就是接受者，不同的注释就是对文本的不同诠释，可见“接受理论”是有事实根据的。尤其是假如不从纯学术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作用的角度来看，接受的效果是更值得重视的。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中的诗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3）
《楚辞》：由西汉刘向编定，为辞赋的一类。起源于战国时楚国，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有别于《诗经》的创作形式，经屈原之手而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流行的诗歌体裁。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后世多以《离骚》为楷模，故名骚体。
通过实例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这个“礼”的确是指“周礼”，也就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政治表现和礼仪表现。所以，“克己复礼”可谓糟粕中的糟粕。但是时至今日，恢复周礼已全然不可能，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也不会去想要恢复奴隶制社会。在漫长岁月的冲洗之下，“礼”这个符号的“所指”已经大大抽象化了，它不再代表“周礼”，而是泛指礼仪、仪式，而任何的礼仪、仪式都是反映社会秩序的。所以“礼”已经是一般的社会秩序的代称或标志，而不再专指“周礼”了。
既然如此，我认为“克己复礼”应该可以古为今用。这就是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求安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欲望与行为都应有所克制，而不能为所欲为。现在社会中的有些人就太任性，想怎样就怎样，比如在媒体的法制报道中，常常可见有人为了一点小事、一点小利就伤人、杀人。所以如果说“复礼”可能引起误解，那么至少“克己”二字仍应该得到重视。 “克己复礼”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过去的评估只讲文本是优是劣，却不管在接受中产生什么效果。现在讲古为今用，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与“克己复礼”模式相链接的还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现在“和为贵”三个字还从原文中剥离出来单独流传，还有“礼义廉耻（秩序、公理、廉政、知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些“礼”字，本来也指周礼，现在经过抽象，也是指社会秩序而言，都已成了思维模式，适用于各个时代。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文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
《管子》：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春秋著名的政治家。《管子》一书，由西汉人刘向所编，现在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还有些方法论方面的思维模式，其可模拟性就更大了。
例如《孙子兵法》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这原本是用于打仗的，但现在全世界都把它用于“商战”了。明代人吕坤还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呻吟语•；补遗》）。还有像“敬业乐群”（《礼记•；学记》）。这样的模式，张力很大，大可以古为今用。因为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敬业乐群”，越是竞争激烈，就越要“敬业乐群”，否则就只能下岗失业。
吕坤（15361618），字叔简，自号抱独居士，商丘宁陵县人。是一位方正质朴、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一生著作颇丰，除《呻吟语》外，还有《去伪斋文集》等。
《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
在市场经济中，“以义为利”（《礼记•；大学》）这个模式也是必然会弘扬的。“义”者，理也；就是正理、公理的意思；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理。现在的理，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理。市场经济越发展，赚钱就越是需要合理合法。十多年前我就写过关于“以义为利”的文章，什么反应也没有。但现在却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就是“以义为利”的意思。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义、理、道都有相同的含义。这一显著的迹象，说明“以义为利”的模式是必然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古为今用的。
“接受理论”、“诠释学”和“思维模式论”的运用，毫无疑问可以扩大古为今用的用途和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借口“接受理论”而大搞主观主义的诠释，就是根本不顾文本的规定，一切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与歪曲理解为准，不惜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目前流行的很多对真实历史和文化名著的“戏说”之作，就属于这一类。一些貌似学术创新而实则完全瞎说的著作，也属于这一类。那么，区分正常的“接受”、“诠释”与那些胡说、瞎说，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两条标准，或者叫“两条底线”，是不可动摇的：第一，你那种“诠释”是弘扬了传统文化还是糟蹋了传统文化？第二，你那种“古为今用”能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还是将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当然，这两条标准结合实际在现实中使用，仍会碰到很多复杂的情况，并非轻而易举。但如果自觉坚守这两条标准，毕竟有助于提高识别能力，使“古为今用”用得健康，用得有效。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4）
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必须作用于现实，并且有群众的参与，才会得到继承与弘扬。那么，传统文化中究竟有什么内容在现实中真正有用呢？换句话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的主要精华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传统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所以在什么是主要内容这个问题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分歧很大。我个人认为，就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或者叫文化的思想核心）来说，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而且在文化的各种表现中最有普遍性的渗透。这四个思想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处理社会问题和人际事务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个人如何实现自身价值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具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因为它们可以概括人的一切思想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