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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说明“克”有时反而会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总之，人们通过对“五行生克”这一哲理的把握和探索，可以吸取多种有益的思维经验：
一、任何一种事物都与其它多种事物发生联系与作用。在“五行”模式中，任何“一行”都与其它“四行”存在或生、或克的关系，这说明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必须全方位，不可限于片面与局部；
二、看待事物之间的生克关系要用辩证思维，不要绝对化；
三、把握和发挥生克作用要有适当的“度”，过度就会有反作用；
四、观察事物生克变化要有预见性，尤其要充分估计种种间接后果；
五、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面深入反映事物联系的基础上，调动有利因素，消减不利因素，促成事物的积极变化。
这就是“五行制衡”，也就是使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多种环节尽可能形成良性互动。这些思维经验，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重要组成和表现。在今天，我们只要善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仍然有助于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观察、分析、处理和解决。
2004年4月8日
于中华文化学院萃园
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1）
冯之浚
冯之浚：1937年生，回族，北京市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软科学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完整理论体系。将要处理的重大关系概括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核心是“统筹”。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从来就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协调自然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这就是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以求得人同自然界的协调与和谐。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
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种是传统经济模式。它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模式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在早期阶段，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以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还较强，所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凸显。但是，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这是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必然结果。
第二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
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借鉴“范式”（paradigm）理论来探讨发展模式问题。范式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amual Kuhn）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用库恩的话讲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库恩描述了一种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科学发展模式。他提出，科学首先是在“范式”的支配下，为解决“范式”所提出的“疑点”的高度定向的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的常规活动；只有当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的问题的挑战时，这个常规的发展才会暂时中断，科学便因此陷入危机，最后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及其运行机制和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认识，我们借鉴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另一种是循环经济范式。
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2）
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其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提出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后期主要是“科学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明晰，就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又兴起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关系，随着人均GDP达到某个程度，环境问题会迎刃而解；还有环境资源交易系统的“最大、最小”理论，等等。
庇古税：又称排污费（ Pigovian Taxes）。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C•；Pigou）提出，他在对由污染等因素产生的外部性进行分析时，建议对污染者征税，以弥补排污者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庇古税税额的大小，就等于这一差距。通过征税使排污者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库兹涅茨（ Kuznets1995）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这一收入不平均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其直白政策含义是“先污染后治理”（pollution first； and control pollution later）。
GDP：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的指标。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是国内生产总值；对一个地区来说，它是地区生产总值。GDP是在全球范围内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通用标准。
这些理论为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基础，即“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可用资源逐渐从稀缺走向枯竭的现状，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