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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一、封锁中相遇（1）
张爱玲崛起于1942年，仅仅一两年的光景，张爱玲就以她无可比肩的才情与气度征服了在战争浮世中无以聊生的中国人，尤其是被隔绝于一方天地的上海人。到1942年，张爱玲一生中大部分最优秀的作品均告完成，发表在《天地》《万象》《杂志》等性质不同却同样知名的刊物上，其中有关于她自己预言式的《倾城之恋》与《封锁》。至此，8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终于降临，她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闪耀着她那普通的名字，从华丽的客厅、粗陋的弄堂到平常人家纳凉的天台上，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在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童年时代悠长而浑沌的日子，少女时代破碎而拘谨的心境，开始慢慢拨云见日。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在张爱玲心中慢慢绽开。时代虽然在大破坏中，也自有它的大更新。新鲜的生命与情感照生不误，而且来得更迅捷，更热烈。等待这位年轻而有才情的世家小姐的，也将是一场由乱世促成的倾城之恋。在封锁中，太多浮游的情感与仓促的生命，抓得住的只有现在……现在……封锁的短暂中不奢谈永世。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封锁》，《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爱玲的作品于人生是贴切的，贴切得如此不可思议，地点由香港换成上海，张爱玲自己就成了剧中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文集》。真的吗？有时候文字与现实还是隔着距离，张爱玲也总算年轻轻就能够透过纷乱的现世生活去看它底子的人了，可是，事到临头，又有谁有力量挽住这翻腾大时代的激流和奔腾人性的激流？在乱世中，想做一对平凡的夫妻也非那么容易，不光是乱世中的生死威胁，更大的威胁是这烽火硝烟也难以掩盖和压抑住的人性之奔腾。当日本侵略军踏上睡狮的脊背时，他首先扼住了上海的咽喉，上海沦陷了，成了一座与母亲断脐的孤岛。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这一个个异常寂静的大白天不是单独的，他们衬在一个郁郁苍苍、悲凉热闹的背景里。在一个阔大的时空交叠的背景里，在没有衬托的天地中，光秃秃走来两个人。张爱玲，登上了她在文字的流丽中虚拟了百转千回的爱之舞台。她遇上了一个人：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出身寒门，却是个才子，有满腹经世之才与入仕之志。寒门出身，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无法自择的。他没有张爱玲盛大气势的资本，可以倨傲地说：所有辉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时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他无权这样说，他的祖先不过是在荒村野外某一处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地，或许连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从零开始。低微的起点与远大的抱负在胡兰成身上，在所有类似胡兰成这样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种参差和对立，两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时代风云中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贫寒的门扉终难完成大开大阖，必须另辟天地，他只能自择而又无法自择地走上背叛、出卖的不归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敌忾的群体之外。
自从上海沦陷以后，上海——偌大的城市，所有的正剧都谢了幕，门阖着，幕也合上了，整个如空城一般。大批正直有骨气的文人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纷纷逃离；未走成的人，也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民族责任感与荣誉感如一柄利剑悬于每个正义者的心头，使他们噤声，保全着文人的清节。人声、言论是一种背景，失去了背景，天地是如此苍寥而寂寞，以致如有人发出声去，仿佛清晨睡醒后的说话声，陌生得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别人发出的呓语。乱世中有太多离奇的故事，离奇地，在没有人声回应的空旷冷寂中，无声地上演一幕幕闹剧，一批批泼辣有力但转瞬即逝的小丑轮番登台，装点寂寞的门面。
胡兰成，有满腹的才华与学问，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着年轻人挥斥天地方遒的锐利与机警，自恃于雄才与大略，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1936年，他在《柳州日报》一篇政论惹下麻烦，被桂系第四某团军的司令部监禁了33天，却因此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兰成亲日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同志者甚少的汪精卫的目光，从而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举升迁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走上了士人成功征程惯常的第一步：御用。胡在汪精卫的喉舌报《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大肆展开卖国求荣的舆论功势和思想侵略，当时这份亲日派最重要的报纸上洋洋洒洒的社论皆出自这位才子之手。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事出何因，也许是伪政府内部人事倾轧，也许是因为胡兰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级之罪，惹怒了中国主子汪精卫而被关押起来了。胡兰成和苏青早就认识，在他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张爱玲因为从苏青那里久闻他的才名，对他的境遇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为胡说情。说情虽未奏大效，但在张爱玲年轻的女人心里，第一次为一个男子的生死牵挂了一回。而此时，胡兰成尚不知这世上有个张爱玲。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线，回眸胡与张的人生线，在这一时间的定点上，张在高，胡在低，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相遇的联系。
胡兰成有名士派的逍遥，他是个极不稳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却无法聚拢来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处，他的情感是恣肆的，无法驻脚，没有驿站。大而言之，是对祖国民族大众，小而言之，是对婚姻家庭情人，甚至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汪精卫处的吃瘪，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哪敢有二言？于是，胡兰成不久就被放出，暂时在南京的居室中赋闲养病。一天，在南京石婆婆巷20号家中的院子草地上，就着冬日昏昏的太阳，胡兰成悠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苏青从上海给他寄来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封锁》。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定数。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一、封锁中相遇（2）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阳光枕着寂静的城市睡着了，重量压在人们的心上，使他们想活动，想呼喊，想找点事情做做填补这空白与空虚。于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抛弃了一切背景与衬托，重返太初的单纯。家庭状况、工作职业、教育程度，甚至貌美与否，都成了无关大碍的身外之物。在太初的简单里，男人使女人发现了她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女人气息，女人使男人发现了他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男人气息。封锁开放了。摇晃的解禁铃切乱了时间，也隔远了空间。男人消失在人群中，对于她，他已经死了，虽然他还在曾一同患过生死的避难港中，却看不见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就是《封锁》。胡兰成为《封锁》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旋即又和作者不可思议的世事洞明深深共鸣。他仔细地一读再读，“张爱玲”三个简单的中国字组成的最简单的中国女人的名字，因为不俗套的故事与不俗套的人生领悟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之后，他又在苏青寄给他的另一期《天地》上看到了张的一篇散文和附着的一张爱玲自己也很满意的照片，仿佛获得了实证似的，一位如此年轻美丽的小姐！这位名士派的御用文人在如此美丽的文字与如此绚烂的生命面前，不觉变得单纯起来了。这种单纯是千百年的历史继承不变的男人原始的简单！他不禁要怀疑起世间造物的神奇，意外到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气候里有如此奇迹，他想，这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样美好如此气魄的人与文会是真的？
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在南京的赋闲隐居生活，复出，回到上海。他一下火车，不回自己在上海妻室的家中，径直去找苏青，关于他刚获知的这个文艺上的意外，他想自己发现个究竟。苏青告诉他爱玲是不见人的，但难抑求见之心，他还是向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迟疑中，苏青还是把爱玲与姑姑同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胡兰成便去看这位令他几乎怀疑其真实性的年轻女作家。张爱玲是西洋作风的，隔着公寓的门扉，她知道门外站着胡兰成，不知是遵循她严肃的欧式交际观念，而将这位没有预约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还是要用门扉掩住她那颗惴惴而踊跃的心灵。总之，这位没有带名片的兰成先生只得可怜地入境随俗，从门洞里塞进一张写着自己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纸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