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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樱曾经为她设计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是个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的现代人。当时，这种新与旧之间窥视与被窥视的不安感正是爱玲希望造成的气氛。当时，她就是一个窥视着古中国闺房最幽暗一角的现代女子，骄傲盛气地居住在大都会亮堂的公寓房子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位置剧变，曾几何时起，她蓦地成了在古中国跑马楼一厢房黯然坐着回忆过去的没落小姐，而窗外又有更年轻更盛气更跋扈的现代人孜孜窥视着她。
她憎恶这种被打量被评价被审判的悲剧人生，她一生都竭力摆脱旧家族没落的梦魇。故而，爱玲一直努力靠近最日常的百姓感情，她一直渴望书写和生活最近距离靠在一起的大众的哀乐人生。于是，和着大众命运的节律，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夕她写了预示光明的《十八春》，又在新中国的诞生啼声中写了证明光明的《小艾》。
光明是确然存在的，对于1949年前后这场全国沸腾的社会革命，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在剑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论道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了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快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那个时候发配给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撂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轮到爱玲，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爱玲希冀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成功地冒充了工农所以很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个知识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脱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亲近，她很开心，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她曾在1947年写有一首《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她曾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卖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痒刺刺地出了汗。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的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又面目模糊起来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子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里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在爱玲眼中，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了也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慨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她，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可在革命与战争的翻山倒海之中，这些日常的底子也随着飞扬的时代而渐渐被置换了内容。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酸楚的。因为现存的丰富与和谐时时遭到破坏，虽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大更广的丰富与和谐，但对于爱玲这样关注日常乐趣甚于关注时代风云的人而言，在烽烟中被破坏的任何一点凡人小趣总是令她心酸欷。现在，小弄堂里，霞飞路上，黄浦江边，单纯得太单调了。
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
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僻：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时代变，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的变化随时代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起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爱玲没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由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挠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是胆小懦怯的妇人之见而已。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爱玲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在一次较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4）
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