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Ｄ盖缀鸵桓雠植覆⒆诟智俚噬夏７乱怀龅缬袄锏牧蛋硌荩嶙诘厣峡醋牛笮ζ鹄矗诶瞧と熳由瞎隼垂鋈ァＤ鞘蹦盖�32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弟俩一起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纠正小？的错位印象：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有用。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小？自己的选择，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画图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被夸奖着，一高兴，爱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共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爱玲听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这篇小说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联结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感。
父亲张廷重把病治好以后，因为担心妻子再次离开他，便使出手腕，反悔以前的诺言，不拿出生活费，要妻子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另一方面，黄逸梵的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观点立场的截然不同使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受西洋教育观念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受新式教育，回国后，为这个问题夫妇俩多次争吵，但父亲就是不同意母亲的要求。爱玲10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英文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随意的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母亲这时的心情非常矛盾痛苦，很多事情凭她微弱的力量也拗不过丈夫固执的偏见，女儿送进了学校，儿子的事情她已管不了了。她从来没去干涉儿子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就读，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所幸母亲那时强行把爱玲送入学校，可就是因为类似的诸多事情上的殊见，夫妇之间时刻潜伏着争吵的危机。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4）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持续没多久，争吵又开始了。争吵很快有了结果，父母终于协议离婚。黄逸梵回国时确实是抱着挽救婚姻的愿望回来的，既然他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还想把这婚姻维持下去，一双幼小的儿女也让她十分牵挂。可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距离，诺言和行动之间也脱了节。在不如意的争吵中，张廷重又开始吸鸦片，黄逸梵因为在英国游历了四年，亲身体验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这些腐朽没落的恶习更难以忍受了，所以闹着要离婚。两人离婚完全是黄素琼采取主动，张廷重是不想离婚的，但他当初要妻子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赶走姨太太和戒除鸦片，“戒除鸦片”这一条没有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黄逸梵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绝，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他那个样子，就问黄是否要改变心意，黄逸梵答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话后，明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方才无奈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在离婚协议中规定，姐弟两个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父亲负担。离婚之后，母亲搬走了，姑姑张茂渊和哥哥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嫂子一起搬走了，爱玲、弟弟跟着父亲移家到和舅舅家一起的一所巷堂房子里。父母离婚的时候，早慧的爱玲已经很懂事了，虽然父母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可她想，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是赞成的。幸而离错协议上写明了她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爱玲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对于她，精神上的善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像当时一般大家庭中的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爱玲很干脆地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爱玲的判断臧否中，既然母亲那边是好的，父亲这一边的自然都属于不好的。虽然有时候也因为和它们混和着一起长大而喜欢：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是随意居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听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然而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没有希望的下午，越来越接近黑暗的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爱玲曾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ZW（）《永远的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宋淇，P。215。〖ZW〗〗 张爱玲的父亲在孩子们和别人的印象中是个可厌的人，身上种种恶习，靠着祖上遗产碌碌度日，没有本事的遗少，社会的食利者，被妻子看轻，为孩子憎恶。其实，在内心里他是可怜的，可厌只是社会的变化加诸给他不得已的头衔。他不是坏人，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他娶的太太能够跟着他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的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不进取。他不能靠自己的本领养家，可自尊心又限制着他，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独个儿生气勃勃地往前走去，宁可大家都没有进步，也得拖在一起守在老旧的巢窝里。妻子又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妻子，她感染了五四自由民主独立的新空气，她不能忍受和他一起囚死。张廷重知道妻子不满意他，不满意这个包办的婚姻，可是他是爱她的，爱这个美丽敏感独立的女人，不幸的是他抓不住她，她不是绣在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小鸟，她是被关在笼子里一只时时想要飞上蓝天的勇敢的鸟。虽然被关着，可只要稍一疏忽开点笼门，她就要飞出去的。在每时每刻的担心与威胁中，他焦急、暴躁、担忧，最后完全是本能的、自卫的对抗。爱与恨之间，本仅一步之遥。
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勇敢地和丈夫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而且，她也向往国外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此，她决定再次赴法国读书。踏着她那双三寸金莲她横跨两个时代，来往于不同的国度，她是勇敢的，她更是自尊的，以后在异国他乡，她飞来飞去无枝可依，或折翼难飞，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喜欢母亲的爱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蔓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母亲。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中承袭来的母亲的影子。母亲走了，姑姑搬到较小的公寓，姑姑的家中仍然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还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爱玲也在这里来来去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受着新鲜与快乐。父母虽然离了婚，可她并没有感到比以前不幸。许多年以后，张爱玲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文集》第1卷。可是，张爱玲，她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父母之间爱爱恨恨，分分合合的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毕竟，她的性格、她的观点，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成形了。长大以后的痛苦虽然也有外来的，但更多的，则是由她自己感受到的，因为懂得，所以感觉往往纤毫必损。感受到的痛苦便是痛苦，感受不到何言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