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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甲午战争后，在中国封建统治昏庸腐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刊物，翻译西方书籍，疾呼救亡图存，力主变法维新，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借助皇帝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有力地唤醒了人们的救亡意识，广泛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但是，由于他们既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也不敢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只是企图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及其官僚，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主张，以达到资产阶级参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他们既无实权，又无兵权，当封建顽固势力反扑之时，维新派不得不束手就擒，维新运动终归失败。它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农民运动和维新运动相继失败，历史把中国资产阶级推上了革命的第一线，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迅速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伴随着20世纪初叶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纷纷建立，“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理论逐步形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奠定了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11年10月，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赶走了皇帝，推翻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了一系列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措施。既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又在客观上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体系，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辛亥革命既革帝国主义的命，也革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这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长河中，的确是一次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性的重大斗争。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5月评价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时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辛亥革命实际上成为了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的危亡。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的漫漫长夜中一闪即逝，轰动一时的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划时代意义而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但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太强大，更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无法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也不敢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果，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夺，民国招牌徒有虚名，“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正是对它的真实写照。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无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60多年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告诉我们：
无论是有着强烈革命要求和伟大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还是正视民族危机并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知识分子，即使是决心抛下10万头颅血为建立民国而拼搏的资产阶级，都无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无论是平均主义，还是“大讲西学”、“天赋人权论”和三民主义理论，都未能成为实现救国救民使命的有效思想武器。无论是“拜上帝会”，还是“强学会”、“中国同盟会”等，都未能成为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国家独立富强的先锋队和最佳组织形式。无论是“地上天国”的理想蓝图，还是“君主立宪”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统统未能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自由、社会进步的可靠政治方略。因此，中华民族要独立，中国社会要进步，文明古国要振兴，全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也只有确定新的领导阶级，寻找新的理论武器，建立新的革命组织，制定新的政治方案，才能达到目的。这些，就是无数先进中国人用鲜血凝铸的基本历史结论，也是历史对后人的殷殷嘱托。
三 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1．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袁世凯取得政权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袁世凯为了实行其专制统治，先后破坏责任内阁，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实行文化思想专制；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一步一步地将中华民国变为封建专制的躯壳，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便各自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大小军阀在其各自主子的支持下，拥兵自重，抢占地盘，割据称雄，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段祺瑞执政后，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不甘心，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和挽救民主共和国，又多次进行斗争，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等，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些斗争的失败再次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确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历史正呼唤着新的阶级来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作用已经褪色的情况下，出现了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填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留下空缺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其主要代表者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只推翻了封建的皇帝，没有从思想上消灭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仍然被专制、愚昧、盲从所束缚，导致袁世凯重新垄断了政权。为了使人们的思想从专制、愚昧、盲从中解放出来，1915年9月，他们发起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试图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传统思想，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使人们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它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它激起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是，它仍然是一场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它倡导的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并且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狭窄范围，同时还存在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对祖国文化遗产一笔抹杀等形式主义偏向。这样，新文化运动仍没有为中国找到正确的出路。历史在呼唤新的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渴望新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中国革命。
山重水复，路在何方？中国究竟有没有新的阶级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呢？究竟能不能找到适合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呢？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多，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它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强等特点。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优点：一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极端贫困，毫无民主权利，在革命斗争中最坚决、最彻底；二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一些大企业中，便于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三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沉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呈现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二是由分散的、自发的斗争转向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奠定了阶级基础。
在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当时的先进分子深深感到封建主义不能救中国，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不能救中国，为此他们感到苦闷彷徨，亟待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武器。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犹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结束帝制、人民当家作主的蓝图，而俄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于是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了俄国，欣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