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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初步设想，并通过各种渠道转达给台湾当局。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只要断绝同美国的关系，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可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我们也不派人去破坏，双方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不可动摇的重要的前提。“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后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然而由于外国势力干预等原因，和平统一台湾的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毛泽东同尼克松这次改变中美关系的历史性会谈中，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里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不无遗憾地对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情，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毛泽东未能看到祖国统一，他把实现这愿望的任务交给了邓小平。
2．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主张
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我党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主张。
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1860年和1898年，英国先后三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夺取了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其中，前两地为割占，新界地区为租借，租期为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对于这三个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届政府均采取不承认的立场。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借口晾晒被水浸的货物用欺骗的手法取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取得了对澳门的管理权。1928年，中国政府曾通知葡萄牙政府，决定中止这一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无法收回澳门。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拟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时就已经确定：在原则立场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以对我有利为主；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曾发表多次声明，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将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从东西方斗争的战略需要出发，为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不搞四面出击，主张对香港、澳门暂不收回，维持现状，不使香港成为远东地区的另一个热点，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保留香港这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通道，突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毛泽东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对大局有利。正是从这一战略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49年10月在粤港边防止步，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新中国政府无意用武力改变香港现状。这是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7年，周恩来曾提出对香港、澳门问题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63年，毛泽东针对外国人责难我国的香港、澳门政策，曾明确表示：英国在香港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十分容易，但香港大部分是租借的，根据条约还有34年到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当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同英国客人路易·海伦谈到香港前途时说，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的。这实际上已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仍可能作必要的等待，但1997年将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期限，而且将采用和平稳定的方式。可见，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结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定意志和深谋远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主张，到20世纪末终于在邓小平、江泽民的领导下，得到圆满的实现。
第2节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国际战略
一 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百余年的屈辱外交史，实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充满了屈辱和灾难的历史，为了从根本上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毛泽东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彻底否定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外交关系，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而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具有继承性，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驻外机构和驻外人员具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国表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愿意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良好愿望。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在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让这些国家的客人进来。对于这一策略的内容，毛泽东在1949年2月初同米高扬谈话时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这些脏东西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一边倒”，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他告诫人们：“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毛泽东认为，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仅能使我们保障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战争不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更有利于废除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有条约，迫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并无条件地承认中国。可见，“一边倒”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大决策。
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外交方针，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对我国在新的基础上创建新型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我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及出发点是：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国际新型秩序的准则，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各个国家的事务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解决，任何外国都无任何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曾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的主张，为后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