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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是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又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而不是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这就是原则性，否则就是投降主义。但是，原则性必须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时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善于与同盟者达成必要的妥协。否则，就没有统一战线，就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实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就要求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作出必要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的利益为原则。实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就要求善于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否则统一战线是建立不起来的，建立起来了也是难以巩固的。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经验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文章，阐述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总方针，这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自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得到了基本总结。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能不能始终掌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乃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建立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同时，还指出了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现实道路。
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教训。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只讲统一，不讲独立，只讲协同，不讲斗争，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资产阶级，而未能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分共和叛变革命行为进行有力反击，最终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为渊驱鱼，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敌人，极大地缩小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使革命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共产党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所幸的是，由于王明的错误观点很快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因而没有对统一战线的实践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把巩固工农联盟作为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无产阶级团结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无产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前者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后者是辅助的联盟，但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这是由农民阶级及工农联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决定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并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出发，不仅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中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同盟军，更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力军，视为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
第三，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如果党不在一定时期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党不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它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党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不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党也会瓦解，革命也会失败。总之，党的正确方针，“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第3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建设
一 把党建设成为“两个先锋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这是由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又肩负着争取民族完全独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民族使命。只有肩负起工人阶级的阶级使命，党才能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只有肩负起争取民族完全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使命，党才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两个先锋队”的目标任务。1935年12月，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强调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同时，又特别指出“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343、347页。）
总之，“两个先锋队”的要求既反映了党所肩负的阶级使命和民族使命的统一，又体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刻揭示了党的先进性质。正是在“两个先锋队”旗帜的指引下，一批又一批优秀分子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英勇奋斗，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从政治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 在农村战争环境下建党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农村战争条件下展开的。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农村环境和长期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这个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能否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成败。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1929年底，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着重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如何在武装斗争的环境中建设党，是亟待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三湾改编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则把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作为建军原则确定了下来，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就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
第一，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