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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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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拂面，春满燕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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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
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1961年5月28日，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学生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中文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等。“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
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科技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
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北京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
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文化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
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
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
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因此可以说，在60年代初的四五年中，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对当时政治上的“主旋律”：学毛著，学雷锋，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也是衷心拥护的。他说：
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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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拂面，春满燕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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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
——写作的前前后后》
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心情驱动下，季羡林重新拿起了笔，把他在国内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事物记下来，同时饱含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深情，二者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二十七篇散文的内容。
这些散文在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国内的新气象、新风貌；另一类是写他访问亚非各国的观感。这些散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当时激流涌进的历史潮流。尽管这些散文的题材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季羡林是怀着满腔热情写作的，是真情的流露，因而洠в兴亢撩闱恐Γ矝＇有贴政治标签的痕迹，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
这里要重点谈一谈《春满燕园》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的离奇遭遇，与季羡林日后十几年的命运息息相关。
1962年春天，季羡林接待外宾的任务特别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接待外宾的临湖轩去一趟。在临湖轩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季羡林非常喜欢最后两句诗。他有时早到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品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经过几年的运动后，社会环境终于安定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这一切就像春天又回到了人间，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在品味诗的同时，他联想到了天天早晨在校园里看到学生读书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回家以后，便写成了散文《春满燕园》。
《春满燕园》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散文。它由郑板桥的诗说起，转而联想到北大师生心中也有一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这个春天“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
接下来，文章描写了夜晚教师们在灯光下潜心备课，伏案苦读的情景；早晨，学生们在校园里朗读外语，在图书馆里全神贯注做功课的场面。
最后，文章写道：“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文章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语言华美，自然流畅，不失为一篇散文精品。
季羡林自己对这篇散文也很满意，他说：“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
果然，《春满燕园》一发表，就获得了好评和强烈的反应。季羡林的学生给他写信，称赞这篇散文。许多中学和大学课本选它当教材。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每年秋天接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季羡林，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散文。季羡林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喜悦之情消逝，1966年6月4日，季羡林从“四清”基地奉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