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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洠в腥死唇幼约海蝗唬约阂不嵯衲俏蛔苤榧且谎弧敖佟钡讲恢裁纯膳碌牡胤饺チ恕８詹旁诔瞪献约夯够孟牖嵊腥死从幼约海得髯约涸谡紊鲜翟谔薮溃字桑谛睦镌鹇钭约海骸凹蛑毕褚煌反缆俊！�
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
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是，《春满燕园》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这条罪状，像中药中的甘草一样，哪次也少不了。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季羡林此时的思想就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心中思忖：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这场革命，他也不甚了然，但是打心眼里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说：“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比如，“为什么每一个单位必定有一个走资派？如果每一个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那么，我们工作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再说，走资派也好，反动学术权威也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呢？季羡林的这些道理自然没有地方可以去讲，也没人可讲。他便只好想：“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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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回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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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除了最高层了解内情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又都是“紧跟”和“坚决拥护”的，要不然，“文革”的烈火怎么会呼啦一下燃遍全国呢？而且群众情绪之激昂，热情之高涨，斗志之昂扬，也是前所未见。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大多数当时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没听说过谁在当时就能洞若观火，看出这是一场浩劫。甚至有的人被迫自杀以后，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这里不想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想交代一下季羡林当时的思想状态。林彪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句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提倡盲从的话，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错误的。这句话正是针对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心存疑问的人说的，而且似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季羡林这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他也需要时刻了解革命动向，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以便有所准备。因此，他每天都到校园里去转一转。
6月4日以后，燕园里一天比一天热闹。许多边远省份的人，越过万水千山，赶来北京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燕园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山边树角，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季羡林在燕园中行走，感到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太仓中的一粒米”一样渺小。他除了看大字报以外，还看了不少批斗的场面。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
如果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批斗的对象，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总支书记，帽子是走资派；一个是与季羡林的同行，教梵文的一位老教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在回忆对这两人的批斗时写道：
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判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的“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老教授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装。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去的。
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6月1日至17日，北大被乱打乱斗的教师、学生达一百七十八人。
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海г诩抑凶陨保蹦杲鑫迨辍Ｍ艉＇曾是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羡林私谊甚篤。前文中曾经提到过，l953年，汪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海б丫谥嗡逄剖贩矫娉杉橙唬挠忻怀莆暗衬谧摇薄�1963，经教育部批准，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