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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谈《未有天才之前》一文的唯物论思想。
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又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鲁迅在50年前就这样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天才论，从客观社会环境寻找所谓“天才”生长的根源，指出这根源就是“民众”，民众是“培养天才的泥土”。这是鲁迅在论天才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这种见解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是很突出的。
当然鲁迅那时所说的“泥土”——培养天才的“民众”，主要还不是指一般人民群众，而是指知识分子。鲁迅说：“天才究竟有没有？”“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也没有。如果是指一般人民群众，什么时候没有人民群众呢？他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其一就是‘整理国故’。”“其一是‘崇拜创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哪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整理国故，崇拜创作，恶意的批评，都是知识分子搞的，影响所及也是知识分子，所以本文所说的妨碍培养天才的泥土是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论调”和“趋势”。最后鲁迅说：如果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就“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说：“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都是说文化界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必须具备的要求，可见泥土不是指一般人民群众。但是鲁迅从社会环境去找天才产生的条件，这是一般的唯物论思想。
（三）鲁迅的后期思想
鲁迅后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者。这在鲁迅研究界是没有争论的。我这里只谈谈世界观转变的时间问题。
由前期到后期，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一个世界观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何时完成？这个问题目前看法不一，有人说：“鲁迅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928年下半年业已完成”；又有人说，鲁迅1927年甚至1926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认为1927，1928，1929这三年还是过渡时期。在这三年，他的一般的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和进化论思想，逐渐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代替。这种过渡和代替，我看是一九二九年底才完成。《二心集》（1930～1931年的杂文集）是世界观转变完成以后的第一部杂文集。当然这不是说，这以前他没有马列主义思想，或没有一篇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写的文章。
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4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是目前有人根据鲁迅日记和其他方面一些材料考察确定的（不过我想，说1924年是不是太晚了一些？《共产党宣言》1920年就翻译成中文了，译者陈望道还把书寄给了鲁迅）。到1928年，为“革命文学”问题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他开始系统的大量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自己曾说，创造社“挤”他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创造社有一些人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资产阶级走狗等等。鲁迅说过，我那时就很希望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是想用来煮自己的肉的，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自己解剖自己。他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样，1928年和1929年他在文艺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中大量地攻读马列主义著作。这样认真的理论学习在他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任何人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总要有一个消化、吸收、实践、运用的过程，世界观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鲁迅的基础和他主观的努力都比一般人好，所以他的过渡时期比较短些。我觉得1927，1928，1929这三年他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还有前期的一些思想。
1927～1929年的《而已集》和《三闲集》，虽然表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像1930～1931年的《二心集》中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友邦惊诧”论》等等这样的篇章，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体现了作者高度的阶级斗争的觉悟，在对敌人的斗争中表现了彻底的战斗精神，并且洋溢着和前期截然不同的革命乐观主义，这在《而已集》和《三闲集》中还不易找到。鲁迅也说过自己的杂文“以《二心集》较为尖锐”，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三闲集》仍然属于“后期”范围，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的世界观有不小的变化，像1924～1926年写的《野草》中的一部分思想感情（空虚、暗淡、黑暗势力的重压、希望与绝望的矛盾，等等），几乎没有了。但就在1927年9月写的《答有恒先生》里，一面开始感觉到“进化论”行不通，说他过去“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开始“轰毁”了他的进化论；一面对于民众的落后不觉悟还存在着像前期似的不全面的看法。从1930年起就没有这种看法了。
因此，我觉得《三闲集》和《二心集》有些思想距离；而《二心集》和它以后的几本杂文集很少这种距离。《三闲集》写于后期世界观正在转变的“过渡时期”，所以也还存留着前期的一些思想的痕迹；到《二心集》则有明显的突变。有人说，从十月革命后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中逐渐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因素或成分，因此，1918～1926年是过渡时期。我觉得这样的过渡时期是不是太长太早了一些？这可以说是量变或渐变时期，由量变到质变，由渐变到突变，中间只能有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自然，思想、世界观的变化是很复杂的，很难从某年某月或某一篇作品来划界线，也不能从他对某一问题的先后不同看法来划界线，要从他的世界观的全面主导倾向来看。
有人说，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所表现的彻底革命精神看，鲁迅1926年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觉得，不能孤立地从一两篇文章或文章中的几句话来作判断。本来我们认为鲁迅前期思想有马克思主义因素，这个因素当然要表现出来；但是能否因此就断定这一时期的文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呢？当然不能。同样的理由：不能因为1927年4月10日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引了列宁的几句话，就说鲁迅的世界观已经完成转变，是马列主义的了。
《鲁迅其人》第一部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3）
三、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和他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那么在自己的思想改造与写作的关系上，在自己的作品与现实斗争的关系上，肯定都是配合不好的。鲁迅不是那种关门写文章、书本上的“革命家”，而是不断地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以下大略介绍一些他的革命活动：
1904年他在日本参加中国革命团体“光复会”（有人说是1908年，这里不作辨证）。
1911年，杭州光复后，他率领绍兴中学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这是要有些勇气的，可能遭镇压，但鲁迅说：“我们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棍棒）是干什么用的？！”
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在北京支援女师大学生的爱国斗争，参加校务维持会，为委员。这次斗争充分表现了鲁迅有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校方的后台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到1925年，大家提倡白话文已经七八年了，章士钊办了一个刊物叫《甲寅》，声明只登文言文，不登白话文，提倡尊孔读经。鲁迅写了一篇《十四年的“读经”》，就是针对他写的。鲁迅支持学生与杨荫榆、刘百昭、陈西滢等以军阀为背景的反动人物的斗争，是很大胆很勇敢的反映这场斗争的杂文见《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与段祺瑞军阀政府和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陈西滢之流进行斗争，被通缉，到医院避难。
1927年，在广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逮捕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鲁迅马上主持校内各系主任紧急会议，极力营救。没有达到目的，愤而辞职。那个时候辞职也是很危险的：你在校委会上公开主张营救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营救无效你就辞职，在反动派看来你是什么人？不是很危险吗？
1928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以后经常捐款。
1930年，在上海，1月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主要领导人和发起人之一。后被通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