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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发生了好多事。对不起,对不起。”邓丽君的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却显得又脆弱又疲倦。
“现在几点?”
“半夜了。”
“发生什么事?”
“……我和他分手了。”
“不结婚了?”
“对。”邓丽君平静而清晰地回答。
一时之间,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在上学吗?”
“我还继续上学,不过改上短期班。”她的声音里带着伤感。
听邓丽君这么说,西田就有一种罪恶感。她不但断了结婚的念头,而且改读短期课程,开始为唱歌做准备了。她的愿望是“结婚”和“念书”,但为了唱歌,她把这两个愿望都放弃了。西田知道自己虽不想让她放弃,但结果仍是如此,他岂不成了罪魁祸首?
“是我不好。你想做的事情,都让我搞坏了。”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邓丽君平静地说。
结婚还是唱歌?令邓丽君最苦恼的,便是这一次了。最痛的创伤也就这一次了。歌坛最终成了她的归宿。在事业和感情两者的重重矛盾中,邓丽君终于选择了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
最后,邓丽君还是离不了唱歌,西田虽有负罪感,但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不结婚的话,她便可以继续唱下去。但在她的一生里,普通人所拥有的结婚、生孩子的幸福和喜悦,她都不曾有过。西田不禁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劝她“别退出歌坛”呢?
第六部分:十亿个掌声一起走过的日子(图)
接到邓丽君哭诉分手的电话一周后,西田匆匆飞到伦敦,来到了邓丽君的身边。时间是1984年的夏天。
西田这次到伦敦,一是因为挂念邓丽君,同时也是为录音做准备的。
邓丽君独自到西田住的酒店来看他。她像往常一样沉静,不过话更少了,精神也不大好。见此情形,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为方便上学,邓丽君在伦敦一个宁静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独居。她的住处离市中心只有约十分钟的路程。西田很容易就找到了。
邓丽君住的虽然是公寓,但房子颇为宽敞。公寓里的客厅兼饭厅,容得下开一个小型会议。与此相连的是可以就地进食的厨房。步上几级楼梯,便是“阁楼”、书房和卧室。邓丽君在这里虽然居住不到四个月,但它却不像暂时的居所,而是颇有生活气息。窄小的厨房里,放着锅、平底锅、碗筷、调味品之类的东西。书房里横七竖八放着书籍、笔记本、字典和文具。客厅的窗前,插着橙和黄等暖色系列的花,花旁放了些橘子和柠檬。大约是她特别喜欢暖色的花朵和柑橘的果香,在她住的每一个家里都有着同样的陈设。这里和避暑山庄之类的酒店大不相同,这里独有一种暖暖的家的温馨。
邓丽君告诉西田,她每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餐才上学,放学便回家,生活非常简朴。她个人对这种学生生活心满意足。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白天离家上学,晚上在家预习、复习功课,星期天通常都是悠悠闲闲地待在家里,生活颇为惬意。
邓丽君身为歌手,职业上的自尊是很强的,但她几乎没有明星的傲气。明星常有的傲慢和任性,西田和他的同事在她身上都未发现过。站在摄影机前和舞台上的邓丽君,那种温文尔雅和可爱可亲的样子,和生活中的她本人是那么一致。
到了公寓后,西田随即向邓丽君打听分手的事。她为西田泡上茶,他们边品茗边谈心。
季节是九月初,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没有夏日骄阳的灼热,室外的车声和人语偶尔传进来。
他们谈起了关于他的种种情况,邓丽君第一次沉静地在朋友面前谈起和他分手的事情。她表示,能成为他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会很幸福的。但抛弃了歌唱事业,她便不能欣然领略这种幸福。西田明白了,他即使能够接受作为普通女人的邓丽君,也不能接受她的歌唱生涯。
“我是到处奔波的,就像吉普赛人。”邓丽君很有感触地说。
在西田看来,邓丽君和他分手,不过是一次恋情的结束,只要像安慰其他失恋的朋友那样,说句“还有下次哩!”便可以了。但对邓丽君来说,这不只是“恋爱结束”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她既是普通女性又是歌手的双重身份的这个事实,让邓丽君感到深深悲哀和遗憾。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邓丽君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着,从小时候的艰难选择就开始了。然而,无论她付出多少,现实却不因她个人的努力而改变。她终究摆脱不了千年的宿命,悲哀和无奈以及再次的躲避就时刻伴随着她。当她终于明白,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时候,她就开始了选择自己: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喜欢的。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那样的可亲,却又是那样的时时束缚着自己。邓丽君或许为了摆脱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台湾因素”,才只身来到伦敦。在新的环境中,一切都可以重来,她已经决定从新的起点干一番事业。
邓丽君是个美食家,她喜欢吃,喜欢到外面进餐,甚至有时让人觉得她把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但她在伦敦却甘于过普通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自己做饭。“我现在是学生。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会做面条、做菜,花样可不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吃早饭,过的是普通学生的生活。”邓丽君不无得意地说。这天中午,邓丽君便为西田做了炒饭和台湾风味的面条。他们坐在长桌的两端共进午餐。餐具虽然并不齐全,但不由得使西田想起了他自己的学生时代。
邓丽君的歌声迷倒了包括西田在内的许多人,她的歌声美得让西田觉得,她生来就是为了让人欣赏她唱歌的。他很希望她继续唱下去,也只有邓丽君,才唱得出那样美的歌声。但他也知道,邓丽君如果不唱歌,她一定可以做个最出色的妻子、母亲。邓丽君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也正因为这,她才愈加烦恼。但她选择了唱歌,便只好放弃一个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了。
短短的三个月后,唱片公司开始在伦敦安排录音制作,邓丽君的惬意的学生生活也就结束了。
邓丽君在录音时,很希望能用与“披头四”有关的EMI公司的亚比诺录音间。西田便到那里预约。录音间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连声说:“你真幸运,简直非常幸运!‘披头四’用过的这个录音间,因为重建关系,马上便要关闭。你们是在这里录最后一次音的人。”他还补充道:“而且,我们知道邓丽君。”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邓丽君和西田喜不自胜。这个录音间最后一次录的音,竟是邓丽君的歌。“披头四”的全盛时期,他们才十来岁。可是,他们都喜欢“披头四”。这次录音就是一次很好的纪念了。这次,邓丽君录的是《爱人》。
第七部分:漫步人生路情归何人(1)…(图)
邓丽君终其一身,始终在情海漂浮。
从登上舞台那一刻起,邓丽君就有绯闻谣言了。各种各样的莫衷一是。处在演艺圈的花花世界里,邓丽君也懒得辩解。别人怎么说,她从来不承认也不否认。
有人逼得急了,邓丽君就会随口说某某某是她的初恋,或说某某某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时间一长,邓丽君就和媒体捉迷藏,她笑眯眯地要别人自己猜,不管猜得对或不对,也不否认。由于追求者众多,邓丽君也多次表示不排斥婚姻,那情归何处就是众人感兴趣和不断被谈论的话题了。
邓丽君自认的初恋是在18岁,初恋情人是林振发。
林振发是大马青年企业家,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比邓丽君大8岁。
当邓丽君接连在大马巡演,深受大马观众喜爱的时候,她生命中的重要男人大马华人企业家林振发就出现了。
1971年,迷恋邓丽君歌声的林振发从娱乐好友那里得知邓丽君将到马来西亚演唱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激动和兴奋之中。他魂不守舍、坐立难安,满脑子都是邓丽君俏丽的倩影,满耳都是她清亮甜美的歌声。
1971年邓丽君依约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五月花大酒楼”登台演唱。
第一天唱完的时候,邓丽君觉得前三排座位上的观众特别专心致志,眼神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尊敬和欣赏。她很开心,唱歌时精神和状态特别好。
第二天,邓丽君发觉有点奇怪,五月花大酒楼的前三排全部座位还是前一天的同批观众,而且依旧笑盈盈地看她演出。邓丽君很是高兴和感激。
第三天,前三排的观众和他们专注的神情依然没有变。
邓丽君一向好奇心很大,感动之余,她就找到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三天”,邓丽君见到经理的面就不可思议地伸出三个手指头,“怎么前三排座位的观众总是同一批人?”她微微仰起漂亮的娃娃脸,满目诧异和惊奇。邓丽君总是特别珍惜观众对她的赞赏,时时刻刻心存感激,在她刚出道才几年的时候,她也是如此。
“当然,他们把前三排包了。”经理告诉邓丽君。
“他们要包多久?”
“你在这里演唱多久?”
“四十五天。”
“那么,他们就包四十五天。”邓丽君眼睛瞪得圆圆的。
随后,邓丽君请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引荐,她和母亲就与林振发进行了一次“礼貌性”的见面。
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请亲友到场捧场,这种热烈追求方式,很快就赢得了邓丽君的芳心。
一个星期后,对邓丽君开始接受林振发的约会。晚上到五月花听她唱歌,然后带她去吃宵夜,白天则开着车子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