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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7日，离赵洁珊被杀已近7年，市公安机关先秘密逮捕了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莲魁。十几次的审讯后，邵莲魁顺着审讯者的意图编供出：姐姐邵玉魁通过赵洁珊为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后来发现赵洁珊动摇了，邵玉魁便和他商量，把赵洁珊诱骗到江沿枪杀了，而事情又凑巧，邵家像《十五贯》戏中那个倒楣的青年偏偏也带着十五贯钱一样，她们家曾交出过一支“三号撸子”。
公安机关很快又逮捕了邵玉魁。那是春天里的一个日子，正怀孕的邵玉魁被通知到沈阳开会，火车开到王岗，一位公安人员突然走到她眼前，拿出逮捕证：“你被捕了。”
邵玉魁蒙了，糊里糊涂地被汽车拉回公安局。当她清醒后一直拒不“认罪”。‘于是，不断地提审，罚站。此时她已怀孕8个多月。她冷静地算计了一下，审讯已经一个月，还有20余天，自己就要分娩了。靠这点时间，问题恐怕调查不完，再不“顺杆爬”，自己和腹中的孩子都性命难保。干脆先承认了，让腹中可怜的小生命平安降生。
邵玉魁写好“坦白认罪材料”后被送到医院。1954年7月14日，邵玉魁生了个男孩。接生的是李继庸大夫。她给孩子起名“铁生”。铁窗里生的，也期望孩子能像铁一样坚强、结实。“铁生”出生刚刚7天就被迫抱离了邵玉魁，交给了邵玉魁的爱人王长春。
邵玉魁、李子和、邵莲魁都被判处死刑，上报省高级法院审批。《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在省高院没宣布批复的情况下，得到市公安局同意，公开报道了“邵玉魁特务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哈尔滨日报》在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特务组织“罪证图片”。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她为什么被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也纷纷发表长篇通讯。各地报纸也纷纷转载新华社消息。根据“邵家姐弟杀害赵洁珊”的故事，剧作家写出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于1956年搬上银幕，后来又有剧团根据《徐秋影案件》，改编出《她为什么被暗杀》等舞台剧。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扩散到全国。
1955年2月，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邵玉魁在狱中向市法院递交了申诉书，从五个方面否认自己的“罪行”。1956年6月，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将此案退回。市法院组成了“合程序”的联合复查组，经过10个月调查，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家姐弟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们枪杀赵洁珊。认为此案证据不足，是个错案。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复查此案的人都成了“为特务翻案”，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职。最后，邵莲魁和李子和还是被处死刑，立即枪决了。邵玉魁被判了死缓。她的二弟邵亚魁被判处7年徒刑，后来服毒自杀了。邵家被捕的4口人中只剩下邵玉魁一个人。监狱生活是漫长的，邵玉魁想念亲人，丈夫被迫和她离婚后，他和儿子“铁生”再也没有音讯。邵玉魁的心受着煎熬。
在狱中，她严格遵守着作息时间，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操。女犯每天9小时劳动，织毛衣，织收音机套，当瓦工……她说她始终管束着自己，不把自己混同于那些真正的罪犯。她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奖励。然而，因为她不承认特务罪行，厄运始终跟踪着她。1971年初，女监从富拉尔基调来一名女干部，专为女犯写呈报材料。这位女干部接到了给邵玉魁报死刑的任务——邵玉魁的死期就要来临了。
庆幸的是这位女干部颇有头脑，她看了邵玉魁的全部档案，认为没有理由报邵玉魁死刑。邵玉魁再一次枪下余生。她仍然不“认罪”，继续申诉。从关押到平反，她共写了80余份申诉材料。
她是一位知识妇女，像监狱外的知识分子一样，她也有着人格和尊严。然而，她的人格和尊严常常受到不一定恶意的践踏和伤害。“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使这个《徐秋影案件》中的“女特务”成了大名人，新人监的犯人和一些参观的人常常借故来看她。尽管邵玉魁也懂得这些人并非故意伤害她，只是由于好奇，但她还是觉得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法律规定，犯人的人格也不能侵犯，人，不是动物园供观看的珍禽异兽。为此，她曾专门向“政府”打过报告，请求保护。后来“参观”的事果然少了。
邵玉魁到底坚持到了可以讲真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12月，省法院对她裁定减刑，有关部门终于在佳木斯找到了她的儿子“铁生”。1981年12月，坐了20多年监狱的邵玉魁刑满出狱了。“铁生”来接妈妈，妈妈瞪着陌生的眼睛根本不认识儿子。
邵玉魁获得了自由，一个人到省里，到北京继续申诉自己无罪。省法院三次向省委领导汇报，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省政法委主任赵德尊作了批示，过问邵玉魁的冤情。哈尔滨市委书记王钊责成政法委组成了由政法委、公、检、法四家组成的联合复查组。从1982年夏季开始复查，终于澄清了邵玉魁的冤情。
采访结束时，我们很有兴趣地提到她跟“徐秋影”——赵洁珊的关系。邵说：她确实是位既文静又漂亮的姑娘，是当时市政府机关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也是个更不幸的女人，本人被杀害，死后又被误定为“特务”。也影响了亲人。据说赵洁珊的父亲、妹妹都受到牵连。
赵洁珊被何人枪杀，至今仍是个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永念慎之兄·戴 煌
由于曾在新华社同食一锅饭，我与慎之兄的相识已逾半个世纪了。称他为兄，不只是因为他比我年长四岁半，是位实实在在的兄长，更因其学识才华之丰高，我随后紧迫猛赶也难望其项背……
一
1957年6月中旬，由“鸣放”而突然转入“反右”已有好几天，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们继续帮助党整风，说错了也不要紧，决不会与“社会上的右派”相提并论。暂由新华社国际部管理的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学习英、法、西、葡等文的同志遂响应号召，在新华社大院东侧“口”字楼三楼会议室座谈鸣放。
时为国际部副主任的慎之兄也临场静听，并十分认真地在小本子上迅疾笔记。
在这鸣放会上，我把在外交学院党支委支书联席会议上发表过的主要意见又说了一遍，其中主要论点是：如果不坚决反掉“神化与特权”，我们的党和国家必将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
不日，社长吴冷西在全国新华社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就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我立即身陷大会接着小会、小会连着大会的“揭发批斗”。在这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揭发批斗”中，众多老同志、老朋友都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捍卫”党和毛主席，而对我的鸣放内容曾作过速记的慎之兄，却始终未在这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庞大队伍中闪现过身影。万万没想到，在我被确定为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的“右派分子”之后，忽然传闻慎之兄也被扣上了同样的帽子，而且还被说得活灵活现，说他居然也非常赞同戴煌的反对毛主席神化的观点，并“恶狠狠地加了一句——‘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当时就怀疑这传闻的准确性。我深信他之所以不站出来批判我，是因为他本人就一贯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观点固然会有所共鸣，但绝不会在公众场合下发表那种“拉下马”的激烈言论。后来继续听到的比较确切的传闻证明，我的上述分析是比较站得住的。
据说1956年10月接连发生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委派从新华社调到他身边的英文秘书林克，回新华社向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以便于他老人家对苏共20大揭批了斯大林之后出现的新形势作出判断和决策
在交谈中，素来口无遮拦的慎之兄就实话实说。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之所以问题频出，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压根儿就是空喊民主而实际上毫无民主可言。他建议我们的党中央应接受这一沉痛教训，应成立宪法法院，应在学校从少年儿童起就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使得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不会被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当权者牵着鼻子走了。同时他还建议，不要一个劲地强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应该像我们当年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的那样“还政于民”，切切实实地真正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大民主，等等。
当时我就认为，即使在那种“反右”黑潮中，新华社也会有一些人对慎之兄的这些见解与建议，在内心中是广泛赞同的。
然而听说，毛老人家对此却十分反感。在1956年11月中旬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老人家在讲话中说到民主问题时就说，有些司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提倡大民主，不要小民主。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要我们也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搞什么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他们的这些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又特别关照参加二中全会的吴冷西：这些都是好同志，回去后不要批评他们。
听到这样的传说，新华社的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征求慎之等人的意见，他们才有啥说啥的；如果连这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