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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普世价值和反西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考虑学习西方文明问题，搞了所谓“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于1864年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企图用西方的“坚船利炮”保住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五四”时期，陈独秀于1915年和1919年先后振臂高呼以人权、民主和科学拯救中国。他充分认识到人权、民主这两个普世价值的伟大意义。遗憾的是，他后来走了一段弯路。
1977年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思想启蒙得以重新启动，但进展十分艰难，一面要遭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打压，另一面又要受到来自民间噪声的干扰。例如80年代以编《走向未来》丛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影响的金观涛，他于1988年秋发表了两个耸人听闻的论点：一是，“民主是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不是什么。”二是，20世纪有两大遗产，其一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1989年元旦他来看我，我向他指出这两个论点都是错误的。民主概念从2500年前的希腊开始就一直很清楚，大概你自己没有花工夫读这方面的书，才觉得朦胧。他倒坦率承认了。至于“西方中心论”，我指出，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奋力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化。因此，作为现代文明中心的西方，“西方中心论”不仅没有“破产”，反而影响日益扩展。他辩解说，他说的是指政治方面。我指出这是诡辩，因为在政治上，从古至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唯一的政治中心。
为了反对普世价值，有人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做挡箭牌。1997年10月，《华盛顿邮报》记者给我来电话，说他刚采访过一位即将访美的人物，访谈中有这样一段话：“爱因斯坦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作出的相对论，我相信也可用于政治领域。民主和人权也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记者知道我是研究爱因斯坦的，要我对此作一评论。我指出上述论点犯了双重错误。首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作为它的逻辑基础“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至于民主、人权概念，是人际关系中普遍人性的体现，不分民族、阶级，不分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因此也是绝对的，普适的。
附带还要说一件事。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讲话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普世价值的公开肯定，这是值得庆幸的。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正是由此而发：美中不足的是，温总理讲话中有两处在文字上有瑕疵，需要作适当的改动。一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属于价值范畴。二是“法制”应改为“法治”。“法治”（rele of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法律至高无上，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至于“法制”或所谓“依法治国”（ruleby…law），在各种专制政权中都存在，统治者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决不可把“法治”与“法制”混为一谈。
2008年8月16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对“和谐”的一点看法·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
前几年，以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口号。这样的提法，跟过去六七十年的传统灌输相距太远了，令相当一部分人难于接受。但是我愿意以行将就木之身，出来讲我的个人体会。
和谐这个思想，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说之者谓为“反”，闻之者惊，谁还敢沾它点边？一谈和谐，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之尤，就是赫鲁晓夫代理人。“要武不要文”，在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没有什么罪比赞成和谐罪更大的罪了，这是世界上空前的怪事。赫鲁晓夫一九五六曾经提出“三和”，之后几十年间，中国就骂之为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这边看见的天地，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界革命立刻就要成功了，比喝口凉开水还容易。对赫鲁晓夫则说，“放屁放屁，请君充我荒腹！”实在太“那个”了。其实长时期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中国来说，那么长一个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弄得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还拿什么力量去“扫除一切害人虫”——“苏修”和“美帝”呢？
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赫鲁晓夫，其实赫鲁晓夫只有两条“大罪”。一条，他多多少少批判了斯大林的胡乱杀人，从而放出了反个人崇拜这个妖魔。其实他根本不敢全面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来平反的人物仅仅限于一些最坚定的斯大林系的领导人物，此外被公开审判处死的大量要人，他半个也没有平反，包括勃留赫尔等三大元帅在内。赫鲁晓夫另外一条“罪”，是说他提出了“三和”。一是“和平共处”，一是“和平竞赛”，一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是指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特别是美苏不要打起来。“和平竞赛”，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不要用打仗来解决。“和平过渡”，是指发展中国家不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这种提法，是不是他的罪呢？这些，在当时和现在，恐怕都根本成不了什么罪的。
其实中国自己哪有力量来反对这个“三和”呢，但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从此中国闹了几十年。以至于“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常规战争不如原子战争”的说法也出来了。中国内部当时有的中央同志提出对外的援助要适当量力而行，就成“三降一灭”的大罪了。“一灭”就是消灭世界革命。“世界革命”这个东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空想，你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大穷国，自己长期陷入全国性的大饥饿，就是全国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个什么“世界革命”来的呀。中国是替有些人买了一些大单的。而这些人干什么呢？关起门来杀人，不是杀人，而是屠国。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恨未能把自己的老百姓杀光。阿尔巴尼亚又怎样呢？霍查把同事们杀得不留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叫你把自己的国人杀光吗？太可怕了。今后任何人如要想继续保持上述那些老条条老做法，就根本不可能再取信于民于万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新，真正的维新。
现在中央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建立理想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很了不起。世界人民今后要获得总的解放，确实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要想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让各地都推翻旧政府，成立新政府，“解放”全世界，根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全是空想出来的嘛！现在有很多地方二战后新成立的政府，屠杀、掠夺往往比原来的大得多，谁也劝不了。杀老百姓是“内政”，不得干涉。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可谓千差万别，形势已经很清楚了：由“无产阶级”进行世界暴力革命，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本来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更加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现在，全世界人民希望能保持温饱，没有内外恐怖的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从现在起，天老爷，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中国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同志起，在这方面现在是相当重视实际了，觉得世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解放全人类”了，而只提出实际上有可能争得的建立和谐世界的口号。只要世界能够真正和和平平，有些地区就有可能慢慢得到一点发展，那里的痛苦、牺牲就可能慢慢减少一点。越搞世界革命，流血越多，痛苦越大，给世界带来的破坏越深。经过一战、二战，到现在八九十年了，对这些问题，如果还不敢表示一点真实态度，还是根据老尺寸，把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事实视若无睹，一天到晚仍然坚信和号召取得世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胜利，这样的独角戏再唱下去，唱的人就第一个不相信，听的人谁相信呢？
二、两个“和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我以为，自从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以来，最大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当然也不是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那些时候发生的那些大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恶作剧。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其实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也都各是一种新的理论。你说它是比马克思主义更伟大的理论也可以，因为它们都在实际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始终只讲“列宁主义”，偶尔这样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