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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李晓华和香港华达公司
李晓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北京工人家庭。籍贯北京。个人资产十八亿元。文革期间，下放到黑龙江，一九七八年返京后一直干杂活，因倒卖十六块电子手表被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