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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恶势力，他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背后不置一词，当面恭敬有礼。早在他刚刚发迹为百万富翁的1918年底，就曾有意结纳。当时，他在如今的淮海西路、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西段起造了一幢占地三十亩，拥有含办公间、健身房、跳舞厅在内的一百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大楼，并附带五个草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成为上海最豪华的住宅之一，受到上海滩广泛地惊叹与赞佩。落成典礼时，贵宾如云，刘鸿生格外注意着对当时在上海举足轻重的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接待，亲自陪进贵宾室。如今，杜月笙已跃居黄金荣之前，成了上海“三大亨”之首，已名动全国了。刘鸿生到任翌日就丰盛而隆重地又宴请了这“三大亨”，自是要着意寒暄一番，才打出了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的王牌，恳请杜月笙鼎力相助，并不着痕迹许以优厚条件：聘请杜月笙为本局理事会副理事长，并附加一些优惠条件，取得了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的认同与支持。
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对刘鸿生也很看重，后来特请刘念智为他那两个妾生的已十七八岁准备留英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特别是英国的社交语言和礼节。对这件事，刘鸿生十分热情而得体地答复下来，并说服了初时甚不愿接受此请的刘念智。教授中刘念智端方、严肃又甚得法，收效甚为显著，几个月间，就使那两个纨绔子弟大大变了样，有了绅士风度，喜得杜月笙连声地真诚道谢，并设盛宴招待刘氏父子，席间破例亲为刘念智敬酒。
在上海史乃至中国史上，莫看杜月笙只是个黑社会头子，其影响却是十分大的，三教九流，乃至政府要员都对他敬畏有加，而他不只穿着，连谈吐举止也是一派大家风范与儒者气度，以“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为信条，实是那段特定历史下的一代风云人物。
刘鸿生着意结纳杜月笙却决不与其同流合污，用意无非是两个字：利用。利用他的关系，刘氏企业至少不受恶势力的干扰与侵害，如今又利用他获得了整饬招商局的根本条件。有了这个根本条件，并请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会理事长，杜月笙为副理事长。挂起这两块招牌，又增设了监事会，再从他的企业里挑选精干得力人员掌握了机要部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整饬，除积弊，破陋习，辟新线，购新船，码头、货栈整饬一新，特别是船只管理，尤见功效。刘鸿生废除了买办制，建立了船长制，统由局业务科承办航运业务，连船上的所有茶房都由局里正式雇用与考核，仅此一项，每年即可增收近百万元。使招商局大大变了样，不但当局，连内外人士都刮目相待，对刘鸿生的干练甚为赞佩。这固属刘鸿生的本领非常，可内中一大关键是他对权要与恶势力的得体的利用。
可也因此为刘鸿生种下了祸胎。原来蒋介石有一表兄叫俞飞鹏，系“党国”要员，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势力也自然伸进了招商局，且十分得势。刘鸿生大力整饬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刘鸿生已查得俞飞鹏的这位舅子劣迹甚著，而且松动一人就会影响全局，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
“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
气得俞飞鹏暴跳如雷，发狠报复。也是冤家路窄，一九三六年春，朱家骅解职，继任的竟是俞飞鹏！精明的刘鸿生自知难为，便呈请辞职了。可他这三年多一点的任职，却使颓倾的招商局虎虎生风，辟出一片新景象，当然在俞飞鹏的操纵下很快就面目俱非，又回复了旧观，而且每况愈下了。
竞争与实业救国彀要
竞争是商业的特点，也是一门学问。而在当时，外商持特权与先进科学横行，民族工业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仅内外税就不知要高出洋商几倍，与外商竞争，谈何容易？可刘鸿生硬是凭着他的精明，实准彀要，抓紧时机，不惜劳苦地在竞争中屡挫洋商，取得了胜利。他采取的主要手段被后人称为“联华制夷”。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他三大支柱企业中的两例。
首先是火柴。
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在国内不仅名气大而且为质量之首。然而，已积数十年火柴生产之经验并在科学上先进于中国的外商火柴，特别是瑞典火柴却远非中国火柴可比。瑞典火柴享誉国际已久，对中国滚滚倾销，其势甚猛，正如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所说：
“瑞典火柴托拉斯，挟其庞大之国际势力，乘战胜日本火柴业之余威，又转向我国进攻。以我国火柴业资本之薄弱，组织之散漫，对日竟争尚嫌力有未逮，今一举而应大敌，更何能胜？况瑞商之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以图一举而将我国火柴厂家，悉数摧毁……”
果然，仅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的火柴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刘鸿生在这强大的攻势与压力下，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挺直腰杆，艰苦挣扎，使出他特有的全部才智与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他首先意识到集中与分散虽是形式，却直接关系到先进与落后的经营问题，瑞典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本业大大小小，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承受力很弱，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同业联合，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很有号召力，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发发可危”的局面，力主联合。接着，他便全力实施起了他的联合计划。
在分散陋习已固的当时社情下，或眼光短浅，或心胸狭窄，或得过且过者甚众，联合谈何容易？刘鸿生屡控不馁，渐次就近联合了几家，同时展开了求助政府庇护与宽待的活动，几度请愿，几次上书，并拉上宋子良，动用了他与宋子文、孔祥熙与蒋合石的关系，虽说国民党政府出于不敢开罪瑞典与削弱列强特权，在税收上不敢大有更改，在对外条件上更不敢更动，然而到底多少地争取了一点，并且在联合一事上得到了孔祥熙一点支持。经一年多的时间，刘鸿生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法促成了大联合。他的方法是：对于小厂，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型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以致合并，他先抓住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家：荧昌与中华。其中，荧昌火柴公司的规模较鸿生厂为大，但在刘鸿生有意展示下，使荧昌看到了合并的三种好处：一、刘鸿生经营得法，在三大家中亏损最少，对刘鸿生经营信得过，保险系数大；而单独支撑，鸿生厂犹可挣扎，中华拖不过三年，荧昌拖不过两年，就有倒闭之虞；二，刘鸿生有其他企业特别是煤炭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在资金方面却很难通融；三，设备以鸿生厂为新，技术力量也以鸿生厂为雄厚。而合并条款，刘鸿生又开得颇为优厚，因而欣然接受了刘鸿生合并的建议，中华厂也继而表态同意，合并了这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其他的便较为容易了，终于在一九三０年组建起中华火柴公司，共有七个火柴厂：苏州鸿生厂、周浦中华厂、上海荧昌厂、镇江荧昌厂、九江裕生厂、汉口炎昌厂、杭州光华厂；一个辅助厂：东沟梗片厂。总资本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量约占华中总产量的一半，为十五万箱。刘鸿生当然地被推举为总经理，至此，四十二岁的刘鸿生不仅担任了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的主席，还控制了火柴产销的半壁江山，“火柴大王”的名头更加响亮了。
可刘鸿生并不醉心于这一称号，他真正关心的是“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巨型的民族工业”。这是他写给他留英的几个儿子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雄心壮志，在同一信中，他明白表示：
“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有关企业合为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指“火柴大王”）。”
由此可见他的心胸。
有了雄厚的资金与生产能力，有了统一的产销布局与计划，生产稳定，销路畅通，瑞典火柴的压力自然解除，而由于运输优势大大抵消了瑞典火柴低成本优势，站稳了市场脚根。瑞商在欲图霸中国市场之初，就意识到了刘鸿生是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几度通过人收买鸿生厂，均被刘鸿生严词拒绝，他说：
“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
这体现了他的豪气，也体现了他的骨气。
在办水泥上，他也是通过反复奔走协商的方式联合了唐山启新厂与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统一步调，划定市场，互通情报，协调产销，大大煞了日本著名的小野田厂的气焰，将其“龙”牌水泥，大半击下了大海，为保护民族水泥工业立下了大功。
在经营中，特别是在竞争中，刘鸿生不仅在经营形式上，而且在经营思想方面都萌生了现代色彩，如他不惜重金于1930年在四川路六号建造的八层企业大楼，就是为要实施他的统一经营管理的设想而造的。
尚有许多精明处，如他的创办银行、“分篮放蛋”的办企业，以及教育子女的原则，都是可贵的。篇幅所限不再多述。
刘鸿生是爱国的，这在文中已有提及，如不惜被学校开除而拒绝当牧师；解囊救灾；捐建学校；拒绝利诱，立足于振兴民族企业；实业救国等。另外，他还为一家医院每年捐赠一万元；为了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的轻蔑，不惜与交往很久、交谊颇深的黄毛考尔德翻脸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