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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就是，1905年8月废除了儒家的科举考试，从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废除科举考试也就自然的结束了那种自宋代以来由国家倡导支持的统一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吏和绅士阶层，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受了不同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一个由工程师、经理和自然科学家所构成的特殊阶层。
废除科举考试，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儒家独尊时代的结束。为了掌握儒家文化，多年甚至终生攻读古文典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在世的儒家官员去世，之后尤其是当仕途以及绅士地位不再需要通过儒家的科举考试去赢得的话，那么后辈中还有谁会准备以毕生精力去攻读儒家学说？研读儒家经典只是成为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也就是专门从事学问研究，就像西学中研究古罗马哲学一样。事情的发展就是如此，今天的一名中国人他也许认识古汉语经典中的字，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字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去弄懂全书的涵义。他所遇到的这种状况有些类似一名意大利人尝试着去弄懂拉丁语文章。
儒家学说作为书面文化和高级文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回顾一下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就可以看到，伟大的非现代的儒家学说当属唯一的一种从实践生活中完全消失的信仰”，著名的中国文化历史学家马尔克？埃理文以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47能剩下来的，不外乎是“小人物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常人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态度，这是两千余年的儒家历史在人民群众中所形成的影响。“小人物”是奥斯卡？维格尔的说法。可是，即使是这些剩下来的内容，也在现代化的蚕食下在慢慢消失。48
“打倒孔家店！”（1905～1923）
19世纪90年代，儒家学说还支配着上层社会的思想意识，可是仅仅过了10年，随着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及1912年废除帝制，儒学就进入了死亡状态。在前10年中，由于军阀混战，儒学被埋葬，而且不是以崇敬哀悼的方式，而是在千夫所指、万人诅咒的态度中埋葬的。在20世纪初的25年中，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裂变。
康有为尽管要求改革整个国家机器，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儒家子弟。对他而言，儒家文化的核心，也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属于发展程度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西方也只是在物质文明以及政体设置方面有优越之处。康有为向西方所要借鉴的，也就是这些，而且要把它们嫁接到儒学中去，以便复兴儒学。可是他却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不再追求改革，而是要革命的一代所超越。康有为曾警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儒家学说的人们，你们是否认真想过，整个中国文化是与儒学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抛弃了儒学，难道中国文化不也就走向消亡了吗？”
康有为的警告讲的是实话，然而这些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正是康有为认为不可为的：抛弃过去的文化。因为他们正是儒学的核心，即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这三大道德和社会伦理原则，是致使中国贫穷软弱、饱尝失败和耻辱的主要根源之一。要想拯救中华民族和自己的国家，就得抛弃整个儒家文化。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正是基于这种中国文明的，可是现在，这种“文化主义”却让步于另外的一种新的、根源于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诞生于1895到1898年之间，直接起因是对日战争的失败以及把中国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向中国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一个“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此举燃起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火焰。短短几年后的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新民族主义群众性抗议。当人们听说，列强在凡尔赛和谈桌上提出，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时，北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五千余名大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抗议、游行在其他城市也陆续爆发。商人罢市、工人和职员罢工，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站在学生一边。在民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的这种新民族主义产生于属于被动的防御。两本译自英语的著作给这种民族主义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事务方面的态度：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中国显然属于弱者。这是消除造成软弱之原因，即消除儒学、创造一种旨在使中国强大起来新文化。属于这一“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主要是这几位知识分子：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7～1940）、胡适（1890～1962）和鲁迅（1881～1926）。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随后又在国外学习过。其中陈在法国，蔡在德国，胡在美国，而鲁在日本。他们也都是在1915年到1917年之间返回中国的，而鲁迅则是出于抗议二十一条而离开日本的。
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了《新青年》杂志，把它作为反对传统儒学的工具。《新青年》每月出一期，很快就成为影响中国的主要杂志。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全国青年的欢迎。在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告青年书》。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新文化，你在何处？（1923～？）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
即便中国知识分子略微早一些接受了西方民主，他们所希望的也未必是一个民权、民主的政府，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人人都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砸碎儒家的封建枷锁，唤起每个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于这么两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科学的理论，并以此赢得了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尚。第二，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人历史使命，中国不必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相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