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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形态：亲近与疏离
上述的这种状态在荆歌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是若隐若显地存在着的，但是，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粉尘》和《漂移》中，文本直接以记忆的面目出现，用历史事件与过往的心灵流程来刻镂人物的精神史，达到为记忆中的生活命名或者为当下的生活状态提供参照的目的；而在长篇小说《民间故事》中，记忆与现实则被作家放置在同一个界面上，在同样的目光下透视人物和事件，使得文本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时间症性。根据荆歌小说的记忆方式（或者说是时间形态）大致可以将其文本对历史的复现方式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则分别以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代表（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在他的中短篇创作中同样有着各异的表现，只不过表现形态不是十分完整，故此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在这个三步走的过程中，荆歌实际上在自己的创作中初步完成了对记忆的由近到远的疏离，逐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处理方法。
在荆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漂移》中，整个文本其实都是建立在对记忆的依赖基础上的，因而文本所呈现的过去时态的历史面目就格外显著。家族史在文本中起到了负载全部叙事行进的巨大作用，由此导致的线性结构也就十分顺理成章了。钮家父子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作家揭示历史真实的“野心”，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种具化物，再次宣示了历史前进的铁面逻辑。尽管在整个小说中情节的突然转折屡见不鲜，但是纵观整个文本的行进节奏和最终走向，我们就可以知道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其实是无法逃脱历史的残酷性的。所以，将这篇小说称为历史小说未尝不可，只是作家在其中并没有将人物处理为逻辑的例证和符号而已。总之，在荆歌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最早的这部《漂移》毫无疑问是具有最完整的记忆形态的，是对历史最具有亲和力的。
长篇小说《粉尘》把空间设定在乡村中学之中，在一个微小得近乎局促的环境中展现人物内心的巨大波澜；同时将讲述过程处理为一般过去时的顺叙，在对往事的温婉叙述中再现历史的真实情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小说里，历史其实是呈现出虚拟状态的。就是说，如果将其替换成现在时态，一样也会将小说的意蕴完整地传达出来，不会损害文本应有的整体效果，只是作家也许不得不寻找另外的表述方式，考虑文本行进的合适途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作家并没有立意要对历史本身进行重估和反思，相反，作家的着眼点始终都是放在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放大观察上的。可以认为，荆歌在小说中进行的是对人性、人心的发掘和剖析，而记忆则充当了这种努力的场所，历史因而退缩到了文本的边缘，默默无闻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但是，就记忆对文本的重要性而言，它又是不可或缺的。人性的各种因素都赖以得到鲜活地呈现，文本的主题则具体而微地散布在以记忆形态出现的历史的各个角落。因而，《粉尘》所显现的作家对记忆的介入状态较《漂移》是有明显退缩的。
到了《民间故事》这里，历史的萎缩态势就更加明显了。对民间故事的追寻始终都是笼罩在作家对当下生命样态的描写之下。有趣的是，在文本中，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担当了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有机线索，而故事本身则被置于巨大的解构热情之下，显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其朦胧的形态让人无法分辨真实与否。记忆，在这里更是退化为一次次的寻找过程，彻底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沦落”为小说展现人类生存境遇的一个舞台。虚化的记忆形态使得历史的面目骤然模糊起来，同时也呈现出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状态，这与他以前的小说就有了显豁的分阈。在分别透析了三部长篇小说中的记忆方式和历史形态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主体介入的明显变化轨迹，那就是对记忆的逐渐冷淡导致了历史在文本中呈现出越来越支离破碎的面目，而对当下生命方式的探询却从记忆和历史的背后走到了文本的前台。这种转变以文本的方式体现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即对文本与最广阔的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也标志着作家具有了自己全新的叙事伦理。因此，这种转变是深刻的，对作家自身来说就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新生代作家群体面貌来讲，这种转化无疑是具有典型性和历史意义的，它很可能是新生代小说的一次自我蜕化和精神飞升。
也许，对历史的冷漠化处理是新生代作家的共通之处，是他们在面对历史、建构自身文化立场时相同的心理素质。惟其如此，他们才得以背立在历史的对面，在自身文化立场的指导下，肆无忌惮地建立自己全新的、仅属于他们所有的文化机制。他们在这个反叛过程中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最终占据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获得相应的发言权。从社会文化的新陈代谢角度讲，这样的文化策略并没有什么过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改良。但是，由于其失于直接且过于功利的文本行为，新生代小说与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一样都难逃自身激进的文化策略带来的巨大吊诡。他们往往一边同旧的文化机制作战，一边在内心里胆战心惊地检讨自己。要逃离这种境况，新生代作家就不得不学会理智地建构自身的文化立场，将文化传统一分为二地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一棍子打死。因此，荆歌由历史到当下的“战略”转移对新生代作家而言就具有某种典范性，为逃出新生代作家自身的魔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第四章从存在之途到羽化之境（2）
2．强力叙述：颠覆与仿拟
荆歌的文本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强力叙述人，他主宰着文本的一切，包括开端、发展和结局；他无所不在，如幽灵般闪现在叙述过程的各个角落；他难以捉摸，常常在意料之外做出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这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他强行进入并指挥、导引叙述的行进，温顺时使叙述如冬日的暖阳般流畅、熨帖，狂躁时也可以让整个叙述变得九曲十转、前路难料，文本也不得不随着呈现出诡谲、怪异的面貌。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外来之力时，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作家对古典小说的一种戏仿。我们所说的荆歌小说中叙述者的“神性”其实是完全不同于古典作品中的讲述者的“神性”的。后者确切地指向超越世间万物的那个惟一存在，强调文学自身的神喻性质和喻指功能；而前者则是小说这种文体在现代性社会中逐渐摆脱外来压制、人格逐渐取代神力的过程中，主动的、积极的自体得以确立的产物，也就是小说独立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似乎可以认为，荆歌的小说正是以自我主体意识的充分张扬来对传统小说中无所不在的外在道德戒律和超越一切的神性进行挣扎与反抗的。当下文坛的现实情况则是许多作家依然在这种魔怔之下进行着不由自主的惯性写作，不知觉醒。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荆歌是在现代小说的范围内对叙述者进行了一种再造和重塑，是对古典小说的一种仿拟。因此，虽然在外在的形式上荆歌采用了类似超叙述者的方式，但在精神气质上他文本中的叙述者与传统小说的启示录式叙述依然有着质的区别。
荆歌小说中的叙述人常常像一个年迈的妇人般把一件事情讲得支离破碎或者前后颠倒，使得他笔下的世界充满了不可测的宿命感和荒诞感。例如，在《漂移》的第一章开头部分，讲述者在引出了讲述对象钮丙乾之后就笔锋一转，开始了长达330字左右的插话，由讲述人分析真实地再现历史是如何不容易，其中涉及人物有“我”、“我祖父”、“我祖母”、“大伯父”、日本兵等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