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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战场上的士兵不是“神”，而是“人”。既然是“人”，就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倘若日本国民有朝一日发现士兵们不是“神”，就对他们不“信赖”了，那是不对的；既认识到士兵们不是“神”，知道士兵们有烧杀抢掠的行为，同时又“信赖”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信赖”。——这就是石川达三写作的根本目的。在《活着的士兵》中，石川达三正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来描写士兵的。士兵们的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都是“生物本能”。既然是“本能”，就是不可回避、无法压抑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在石川达三的笔下，士兵们有杀戮嗜血的本能，也有“友爱”的本能。所以他们一方面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方面又对战友和上级充满了爱。有时候，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是同时并存的。例如，武井上等兵一刀刺死偷吃了白糖的中国伙夫，同时又为自己的上司吃不上有甜味的菜而伤心地流泪。他们在战场上是刽子手，却又是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充满热爱和思念之情的好国民、好儿子或好丈夫。石川达三把这截然不同的两方面都看成了人的本能。例如对笠原下士，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他杀戮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变成杀人狂的只是他对战友的本能的爱。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士兵。士兵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只有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的士兵，才是军队所需要的人物。”根据这样的看法，石川达三对士兵们做了明确的正面评价。他在小说中借一个人物的心理独白，明确写道：“他们（士兵）为了国家抛弃了这种属于个人的生活，因此，国家和国民应以最高的礼仪来祭奠他们泯灭的生命”； “那已泯灭的生命不是正在受到同胞们充分的尊敬吗？”从“为了国家”的角度上讲，那些属于“生物本能”的行径，也就是“忠勇”的行为。说到底，石川达三希望国民“理解”的，就是士兵们的这些野蛮残忍的属于“生物本能”的行为，并且在“理解”了这些行为的基础上，“信赖”他们。所以，无怪乎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认为《活着的士兵》“是对士兵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书”。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其描写的角度由客观地描写战争的自然主义，转向了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但无论如何，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诚然，《活着的士兵》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客观上暴露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但是，作者的主观出发点绝不是“反战”。从情理上讲，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自愿到中国战场从军的作家，作为一个“军属”（其兄是职业军人），却要作一个“反战”作家，那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侵华战争及“大东亚战争”中，石川达三都是非常活跃、非常积极地支持侵略战争的。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小说分会”的常任干事。他担任过煽动战争的“文学报国运动讲演会”的“讲师”，积极参加了鼓吹战争的所谓“街头小说”的炮制，参加了日本文学报国会服务剧的演出，还是文学家“勤劳报国队”队员。他还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上发言，大肆进行战争叫嚣，说什么“笔头子不能击落敌机”，叫嚷文学家要投笔从戎，从而发挥更大的“文学精神”。更重要的是，除了战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而把自己的《活着的士兵》、《武汉作战》说成是“反战”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有过正确的认识。例如，他在70年代出版的随笔《时光流逝》中写道：“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谈到南京大屠杀，他竟然说其真实性“有不少问题”，“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连痕迹也没有看到”。这就连他自己在《活着的士兵》中所描写的，都不承认了。他在战后的一篇文章中还说：“生在那个时代，我只有描写战争。所谓‘圣战’我不相信，所谓‘侵略战争’我也怀疑。……我只是描写战场上的战争。”
到这里，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就很清楚了。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长期以来，我国不少人只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并曾因此招惹过“笔祸”，就把《活着的士兵》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品，把石川达三看成是“人道主义”作家，甚至有人说他是“反法西斯斗士”。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颇有影响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作为抗战时期的“国际友人”并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的《日本卷》似乎没有全面考虑到石川达三在侵华战争中的言行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而把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其中。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在石川达三及其在侵华战争期间全部的创作和言行中，在真实与谎言、“笔祸”与罪责的复杂的联系和纠葛中，对石川达三其人其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评价和批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1）
在侵华战争期间，提起火野苇平（本名玉井胜则，1907~1960）及其《士兵三部曲》，在日本几乎是家喻户晓。如果说，在日本的侵华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包括《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那是没有异议的。《士兵三部曲》单行本出版后不断重印，仅其中的《麦与士兵》当时就发行了100多万册，成为罕见的畅销书。这么大的发行量在日本前所未有，它竟使得濒临倒闭的出版商改造社一下子起死回生。不久，三部曲中《麦与士兵》和《土与士兵》被改编成电影，公开上映，影响更大，几乎尽人皆知。当时有一首和歌云：“《土与士兵》已看完，归途炮声绕耳畔”，反映了作品及其电影对观众的冲击。火野苇平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在日本侵华文学的作者当中，火野苇平是少数几个“士兵”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他在20岁之前就曾写作过长篇小说，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20岁的时候，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退伍。此后从事文学活动，1937年，发表以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以及诗集《山上军舰》。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了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战争中的“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样的“文学者”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已被军部操纵的权威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决定把本年度的奖项授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来到杭州，向火野苇平颁奖。日本军部的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为了表明对“士兵作家”的一种特殊的鼓励。是年5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即华中——引者注）派遣军报道部”，主要从事战争的宣传报道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徐州会战，接着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图30戎装的火野苇平
此间，他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发表了日记体长篇小说《麦与士兵》（《改造》杂志1938年8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与士兵》（《文艺春秋》杂志1938年11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花与士兵》（《朝日新闻》1938年12月）。不久，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之为《我的战记》，评论者也称为“士兵三部曲”（日文作“兵队三部作”）。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题为《广东进军抄》）；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文艺春秋》1939年4月）。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接着，《士兵三部曲》获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他本人也到日本各地及琉球、台湾等地做旅行演讲。1941年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为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而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游览、讲演。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作为“报道班”成员被派往菲律宾，后又被派到缅甸。1943年初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战争文学”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第五部分：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一手挥刀、一手操笔的火野苇平（2）
在侵华战争中，火野苇平以“士兵”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一手挥刀，一手操笔，连续制作出不少侵华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士兵三部曲》。当时“战争文学”作者作品众多，为什么日本读者对《士兵三部曲》最为青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那时日本全国都沉浸在如痴如狂的战争狂热中，人们非常希望了解侵华战场的实际情况。但当时的“战争文学”绝大部分出自从军作家之手，他们一般只在前线呆几周的时间，难以深入部队中，缺乏实战的体验。而像火野苇平这样既是作家，又是士兵，并且参加过徐州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的人是很少有的。上田广也是身兼作家与士兵双重身份，但上田广一直在山西的日军铁道部队，经历比较单一，所以其作品的影响也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