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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懦弱的，更不可能带有市侩气。
把侠气与一个外表儒雅温和的文人连在一起，似乎显得牵强。其实，健壮者威武者未必就一定带有侠气。中国文人历来推崇为情义而献身的传统，沈从文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他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文人美好的性情。在艺术观里，平淡是他赞赏的境界，在生活中，他同样信奉着平淡。而他的笔下所流露出的侠气，也就无声无息地渗透在他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中。
沈从文在晚年最后一次回家乡时，曾有三个中年人带着许多礼物来看他。三个乡亲一见到他，就连声喊“恩人”，一齐下跪。他大吃一惊，连忙扶他们起来。这三位中年人说，他们来自离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在“文革”时期，他们曾到北京上访，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到北京后，身无分文，他们想到了湘西的老乡沈从文，便贸然前去求助。多亏沈从文解囊相助，他们才得以回到家乡。可是，此次看着他们，沈从文无法回忆起这件事情。沈夫人隐隐约约记得有过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的几个人的模样，她也无从回忆了。写文章谈及此事的人为之感慨说：“他们几个青年人哪里知道，那些年正是沈老夫妇每餐啃两个馒头过日子的时候！”（刘鸿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是毫不惊人的义举，朴素而清澈，一如沈从文笔下湘西的水。可贵的是，这种善良，这种热情，就是一种朴素的侠气，自然而然地发自沈从文的心中，是没有任何雕琢虚饰的天性的袒露。他平平静静地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更愿意人们遗忘。这是他做人的可爱之处，可敬之处，从写《记胡也频》、《记丁玲》，到“文革”中的这件小事，有贯穿始终的脉络在。
应该说这种侠气，源于家乡湘西的熏陶。沈从文曾是行伍出身，在一群群剽悍勇武甚或带有原始野性的湘西士兵中间，他形成了人生观。他敬佩那些勇敢者，特别在孩子时代，对家乡赫赫有名的“侠者”总是抱有羡慕和敬重。在以《凤凰》为题的散文中，他就以赞美的笔调描述过家乡当年著名的游侠者田兴恕。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战斗的湘西士兵的英勇，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人！”他感慨地说。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当他对一些留在凤凰的家乡军人发表意见时，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同乡的性情，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不畏强暴，仗义而能济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为荣。”
沈从文用家乡的性情，鼓励同乡投入抗战，可见对湘西侠气他有着清醒的意识，在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文人，但家乡尚武崇侠的传统，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印象和他的善良真诚的天性交揉在一起，带着它们，他走出湘西，走向人生。就这样，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留下了《记胡也频》，留下了《记丁玲》。
多灾多难的一年随着冬日的寒冷成为过去，1934年平静地来到。新的一年，对于沈从文和丁玲，自然都是新的开始。
丁玲消失在无声的角落，人们仍然关心着她的命运，但刚刚失踪时的轰动，已渐渐变得沉寂。丁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承受巨大的精神磨难。在浓重的夜色里，她企盼着自由的阳光。
1934年1月，紧接着《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他的著名小说《边城》，这部作品是与《记丁玲女士》同时写作的。两部作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的特殊才能。
《边城》在1934年第一期上开始连载，连载至第四期后暂停，第十期恢复连载。
在这期杂志上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沈从文先生前因回籍，《边城》续稿中断，自本期起陆续登载。”
沈从文在年初得知母亲病重，放下正在写作的《边城》，匆忙赶回湖南。此次是他在1931年和丁玲同到常德后的又一次重返湖南，也是他在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实现文学梦想后的第一次回湘西。
途经常德，沈从文由于来去匆匆，没有去看望丁玲的母亲。在家乡，他只呆了三天就又返回了北京。
张兆和回忆，沈从文当时匆忙回到北京，是因为湖南政局非常紧张，随时可能有危险。没有去看丁母，并非因为其他原因。沈从文回北京后不久，母亲便逝世了。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对沈从文这次回乡的艰难处境，有过具体的分析和描述。他写到：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次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然而，沈从文没有料到，他此次没有去看望丁母，日后会引起丁玲的不满，成为受责怪的一个内容。
当沈从文奔波于北京湖南之间时，丁玲正被软禁在南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没有忘记老友沈从文，尽管她曾经说他们近年来存在着一些分歧。国民党特务方面答应她给母亲或朋友写信，丁玲没有给他人写，而是只写给沈从文。不管她后来如何解释为什么想到只给他写信，至少这可以证明，在当时她还是相信沈从文，把沈从文作为自己的朋友的。丁玲说；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魍魉世界》，徐恩曾为负责监禁丁玲的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引者）张兆和也回忆当时他们并没有收到丁玲的来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从获知丁玲的下落。大约到1935年，才从在南京见到过丁玲的朋友那里得知丁玲仍然活在人间。知道丁玲的下落后，沈从文非常高兴，他和张兆和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在去上海途中，特地在南京逗留，去看望丁玲。张兆和说：“那是我们的孩子虎雏一岁多的时候，因为北京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我们送孩子到南方去。我和沈从文到上海，路过南京，去看软禁的丁玲。记得她当时住在太平桥一带，和冯达同居，姚蓬子一家也住在一起。我们见到她，她很兴奋。她的儿子小苇护这时已经从常德到了南京，我给小孩还拍了照片，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在一起吃饭，看上去她对我们非常热情，没有感觉到什么别扭。我从上海回北京时，路过南京又去过一次，她正好不在家，我们便把一盒饼干留给孩子，没有等她就离开了。”（1989年10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丁玲对沈从文这次探望的回忆，与张兆和大有差异，她说这时两人都心存芥蒂，之所以如此，丁玲说是因为两件事情使她对沈从文产生了不满。一件就是前面所说的沈从文没有去看她的母亲，一件是她被捕后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她。
第三部分第21节 中国新的历史开始了
第一件事情丁玲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魍魉世界》）这件事，丁玲的母亲是听他人转述，可信程度难以确定，沈从文途经常德未能去探望丁母，有前面所说的原因。当年正在常德念书的刘祖春从另一角度谈到这一事情。
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刘祖春，是凤凰人，1934年毕业于常德第三中学，他回忆说：“常德只有省立第三中学，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第二师范学校。我便是在第三中学师范部毕业的。沈从文当时在常德，如果住在学校里，我是文学社团的负责人，肯定会参加文学青年为他举行的聚会。1980年，丁玲发表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后，我曾收到一个校友的来信，他断定丁玲所说是莫须有的事。”（1990年5月29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刘祖春的这位校友叫余培忠，是当年常德第三中学17班的学生，比刘祖春晚一届。他在给刘祖春的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