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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创刊于1925年，主编王世杰是经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现代评论》的创办资金即由汪精卫提供。在编辑工作中，彭学沛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他成为王世杰的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在重庆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次长。胡也频在《现代评论》集中发表作品的时候，彭学沛正在那里工作。
早在北京时，胡也频就是《现代评论》的一个重要作者，应该与彭学沛并不生疏。从1926年11月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作品，到1928年7月，胡也频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16篇。其中尚有几篇为连载，仅1928年上半年，就发表了6篇作品，其中有3篇为连载，出现的次数多达10次。
第一部分第6节 “三角恋爱”
这里，问题不在于是谁介绍胡也频到《中央日报》编辑副刊，也不在于沈从文对此负有多大责任，而是当时胡也频是否根本不知道它的性质。按照常理，丁玲的说法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中央日报》并非一家个人性质的报馆，在并不太多的上海报界，了解它的背景，应该说不是太难的事。在没有进一步的历史材料证实的情况下，此事至少可以有这样两个解释的原因。
第一，1928年时期的胡也频，也没有参加左翼政治活动，他开始积极投入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两年后的事情。此时的他，正是一个热血青年，是一个迷恋文学的青年作家，对政治并非像以后那样敏感。虽然他已经开始在京沪两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但和丁玲、沈从文一样，文学处境、生活状况仍然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文学阵地发表作品，并有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毕竟是一件对他们三人都有益的事情。
第二，在当时，一般来说报纸的副刊大多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它附属于某一报纸，但在编辑方针上，只要不与报纸发生大的矛盾，编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思想、文坛交往范围来组织稿件，从而形成一家副刊的风格。现代文学史上，此种情况极为普遍。
《红与黑》的具体编辑，可以证实这两点并非妄论。
《红与黑》自7月19日创刊到10月31日停刊，胡也频共编辑了49期。仅仅三个多月，胡也频一人就以胡也频、沉默、宛约等名字，发表了28篇作品，包括诗、小说等，占他这半年发表作品的大半。丁玲在上面发表了3篇，也占她这半年发表作品数量的一半。
从内容来看，胡也频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抒发他对爱情、对人生的感受，且多数创作于北京时期，但是，有的作品，依然带有对社会的批判，对黑暗的鞭挞。按照一般看法，似乎很难使我相信它们就发表在这样的报纸副刊上。譬如，小说《坟》，80年代的评论家就这样认为：“通过一个为民众的先烈遇难、同情者被逮捕、坟场变为咖啡馆和跳舞场的典型场景，极为浓缩地概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余仁凯《“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胡也频的另一首写于1928年7月24日的诗《生者与死者》，也可以看作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控诉：假使我服了毒，自杀或跳海，我的灵魂变成烟，变成虚无，我不会再感着愤怒与苦恼，所以我觉得死是一位美的天使。
我死了，但是我又深知：我生命的毁灭，决不是一种永久的记忆，一切忘掉我，将如同刽子手忘掉他的残酷。
那末，我的死，只等于自己抹煞去生存的符号？呵，我已经因追求而伤害了我的所有，我的青春过去了，黑暗代替了憧憬，似乎也应该珍惜我如期生命的余剩。
因此我又活着——然而这也有缘故：我要用冷静的眼光，纵横于一切罪恶，细玩每一个人心的秘密。
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诗，这样的副刊，无须回避它们同《中央日报》的关系。
《红与黑》副刊是在1928年10月31日结束的。它的停刊可能是丁玲所说的原因，但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中央日报》是由武汉在1928年2月迁至上海出版的，但在同年冬天，就计划迁至南京出版，并在1929年2月在南京正式出版。胡也频辞去副刊编辑职务，与报纸的中止、迁移也许不无关系。
另外，胡也频的父亲就在此时来到上海，答应贷款给他们创办出版社。他们编辑的两本刊物都是在1929年1月出版，极有可能，他们是为了集中精力创办自己的事业而放弃副刊编辑的。
其实，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停止《红与黑》副刊，这都不重要。历史原因带来的现象，就让它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一页历史。更何况这副刊这些作品，会以独特的内容在他们共同的文学活动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随着《红与黑》副刊的结束，他们开始筹划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筹划办自己的出版社。他们踌躇满志，希望为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文学天地。他们一同租住了萨坡赛路204号一幢小楼房，他们有了自己的刊物，他们的文学努力，会由这些刊物留下虽不显赫但却是珍贵而久长的业绩。
然而，他们未曾想到，三个人的同住，他们这段时间的友谊，会在今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引来文坛满城风雨，成为未来众说纷纭的话题。
“三角恋爱”，一时间成为上海滩上小报捕捉、渲染的内容。
1938年上海《雷雨》创刊号上发表的《丁玲小传》，可以看作当年对此事说法的一个概括：……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
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
（转引自《沈从文传》）在70年代80年代，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在好几种著作中，都曾提及这件往事。他们都不例外地谈到沈、丁、胡三人曾在上海“大被同眠”，这给“三角恋爱”的传闻，更平添几分“桃色”。
他们的这一说法，并无任何确切史料，只是源自李辉英的《记沈从文》一文中的这段话：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转引自台湾姜穆《三十年代作家论》）其实，李辉英这里提到的是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而那时他们同住汉园公寓的情况，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对他当时所见情况的回忆，足以证实他们并没
有“同居”。李辉英的“同眠一床”的说法，与整段叙述相关联，仔细琢磨，其实也只是一种强调语气，讲他们三人友谊密切所能达到的程度，并没有说明就真有其事。
他们三人同租一幢房子，但不久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更重要的是，丁玲自北京认识冯雪峰之后，已经深深陷入在对冯雪峰的感情之中。
姚蓬子是当时与他们三人都很熟悉、交往甚多的一个人，他在1933年写出的《我们的朋友丁玲》一文中就认为，据他的观察，以及后来丁玲对他的讲述，三人同住萨坡赛路204号时，丁玲仍然深深感受着寂寞的痛苦，与沈从文也没有达到知心的程度。他写到：同住一屋子里的从文，在生活上是大家都无间隔，而且相熟也很久了。然而她不会把内心的苦恼和不安掏给他看。那末也频面前该也可以倾吐一切罢。一个爱人，一个共着甘苦的伙伴，同扛着生活的重担爬往将来去。但这又不可能的，因为她要掏出来的，正是也频所不喜欢的甚至厌恶的东西。为了也频的热爱，为了他们过去神话中似的过来的天真日子，为了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可以做些事情，她只好把自己的欲望压在心里。可是，当也频出去只剩了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也频已经睡着的时候，甚至正当两个人很快乐的时候，这欲望突然又反刍到感情上来，把她拖进苦恼的漩涡去了。
对关于自己的传言，沈从文和丁玲在不同场合，都异口同声否认。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写到：“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