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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人。她决定跟踪丈夫，取得证据到法院告丈夫重婚。 张玉芬：我觉着那种心情反正很复杂，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后来过去了有半个月了，我觉着我老这样也不行。虽然说很伤心也很悲痛，（但）不能长期这样，如果要长期这样子，自己也要垮了，孩子也要垮了，更没有办法找他回来。我不甘心，我就开始去找他。我要找他那个窝点，我要捣毁他那个窝点！就抱着这个，争这口气！我都不相信，我受你的命运摆布。 陈晓楠：我说我注意到她一直都在用“窝点”这个词，她却昂起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它本来就是窝点，只配称做“窝点”，或是“姘居”，根本就不是一个家。她那里才能算是个家。我说她像一个维护正义的战士，她却说自己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张玉芬要找到丈夫，目的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她说，这也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张玉芬：我必须找证据，就是离婚也要离得明明白白。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婚姻破裂，家庭的破裂。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证实一下，我看看他找的这个二奶是谁，我想争这口气，我究竟看一看是谁把我老公从我身边拉走的。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我可能当时，我也早就自杀了，我也是不想活了。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3）…（图）
2001年6月，张玉芬碰到了三个和她一样饱受丈夫包“二奶”之苦，面临家庭破裂的中年妇女。几个姐妹同病相怜，一见如故，经常聚在一起相互倾诉自己的遭遇，以求得一时的慰藉。但是，倾诉最终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在张玉芬的提议下，她们决定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张玉芬：后来有一次，我们都聚在一块儿，我说走，跟我到我家，我说咱们这样子不行，咱们必须像《国际歌》里唱的那种，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也没有皇帝，最终解决的办法，还得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很被动，不如我们大家凑到一块，你跟（踪）她丈夫，她跟（踪）你丈夫，然后我跟（踪）这个丈夫，你跟（踪）我丈夫。就这样，她们后来也挺（赞成），她们说“是啊”，我说因为你们都是熟面孔，你们老公太了解你们，找一个生面孔，他根本就没警觉，不可能发现。 她们这个群体后来发展到13人，平均年龄近50岁，大多数是下岗妇女，都没有专业调查经验，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她们用简陋的工具和最原始的盯梢方法，相互跟踪各自的丈夫。 张玉芬：那阵儿就没考虑什么会跟不会跟，就是说你跟他的时候，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他发现就行了，你怎么办都行，你乔装打扮也行，什么跟踪也行，什么样子，反正只要是能跟到他窝点就行。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就靠人力，就是跟。 陈晓楠：人海战术？ 张玉芬：对，人海战术，（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望远镜，几十块钱一个望远镜，反正它比我们肉眼能顶点用，有个很小的，一个小录音机，30块钱的录音机。 陈晓楠：还有呢？还有什么工具？ 张玉芬：照相机嘛，照相机后来抓奸的时候，让人家给砸了，还是那种很简单的，120块钱，那种傻瓜照相机。 张玉芬说，她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年妇女容易隐蔽，不易引起别人怀疑。 张玉芬：而且我们是当地的人，可以用方言。那么，西安市的方言，它有一种普通话，西安的方言，还有河南的方言，我们都会说，走哪儿跟谁说哪儿。你河南人，我马上就是河南话，然后跟你拉家常，人家有个小孩，我们逗逗小孩，那时非典的时候，人家有的小孩在那儿玩，绊倒了，我们过去把他扶一把，然后（说）走走走，阿姨把你送进去，送回家，就溜进去了。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4）…（图）
侠义豪情的二奶杀手 在采访的路上，司机好心地提醒张玉芬，说她势单力孤，抓二奶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由她个人来管。张玉芬立即像孩子一样，脖子一扬，在车里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她说，司机的话，极大的影响了她的心情。或许是出于切肤之痛，或许是因为西北女子的这种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这个在别人眼里极富争议的问题，在她的生活里，却变得毋庸置疑，神圣而单纯。 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把张玉芬同她的姐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们展开了一场追踪大行动。这些中年妇女穿梭在古都西安的大街小巷，追查“二奶”，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刺激，压抑的心情也得到了某种释放。 张玉芬：这种释放比给别人倾诉那种，效果要好得多。 陈晓楠：你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这种跟踪里，长达这么长的时间，又刺激的，精神高度紧张的，你享受这个过程吗？ 张玉芬：享受，我觉着很好玩，太刺激了，这才叫一种充实！我觉着生活特别充实！ 陈晓楠：一下就兴奋起来了。 张玉芬：对。 陈晓楠：人一下和以前的精神状态…… 张玉芬：马上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说这种事情，我立马，我二话不说，走，马上就去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张玉芬的语气中带着活泼和兴奋，豪爽的笑容再次出现在她的脸上，采访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但是，她还告诉我们，在追查“二奶”的过程中，她们所经历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非常艰苦。 张玉芬：下大雨，下大雪，都一直在外头，就找，不停地找，裤子整个都是湿的。我们几个人分头找，一早一晚，还有到夏天，守在他那个门口，那个蚊子把我们咬得（厉害）。那这是这个苦。还有一些，那是前年的冬天，那冬天，西安那种天气就是有史以来最冷的，那个“面的”（小巴士）上都没有座位，就有一个那个可小的那种（垫子），我们都是跪在上头的，那就是时刻注意着前方。走到路上，把我饿得啊，要水也没水，还不敢喝水，还害怕找不着厕所，就那么扛，（扛）下来以后，鼻子也烂了，嘴上起了泡。饿得，买的面嘛，盒饭嘛，来不及吃嘛，带上，到跟前的时候，他如果要是，他们在那儿洗澡，潇洒的时候，咱们在边上吃饭。谁知道，到了地方了以后，我们那个饭跟饭盒都冻到一块儿去了，都是硬梆梆了，在那车上“咚咚”摔，摔不开，（于是我就）在那儿一扔，不要了，也就没吃。 张玉芬说干这一行不但辛苦，而且要冒一定的风险，做事一定要胆大心细。她和同伴就曾经在跟踪目标时被别人反跟踪。 张玉芬：人家跟踪我们，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们就跑火车站，跑西郊，跑东郊，跑到南郊，一会儿中巴，一会儿打的，一会儿公交车，一会儿坐“摩的”，那阵儿还有“摩的”，乱窜，窜那小巷子，他（坐）汽车跟不上我们。 陈晓楠：是什么人在跟踪你们？ 张玉芬：那就是被跟踪的那些人，她丈夫派的人。 陈晓楠：你是怎么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你的？ 张玉芬：我看老有个人跟踪，因为这种事情好像有一种灵感，特有的那种警觉。 陈晓楠：因为你已经干上这一行了，所以…… 张玉芬：（有一种）特有的警觉，我等公交车的时候，这个男的也过来了，在（我）下来的时候，他也下来，再上一辆，他又上来了。 这些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神勇得如同侦探电影一样，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跟踪与反跟踪，内心既紧张又兴奋。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5）…（图）
张玉芬：哎呀，太开心了。也有紧张，那些人要打我一顿不是白挨？然后还要照顾我们的那帮姐妹。（我们这些人）五十岁的最多，四十多的，反正最大的有六十多的。（在车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靠着门。售票员说“你们坐下”，我们还跟人家吵，你管呢，一会儿我们就下车了。（我们）开心得很！其实还很刺激！回来以后，坐在那房间，我们抱着大笑。哎呀！没有那么开心的，虽然今天咱也紧张，把他们涮了一把。咱们不能老这么被动的，咱们要变被动为主动。 不畏刺骨寒冬、三伏酷暑，不惜长途跋涉、出钱出力，丈义豪情的张女士誓将“追查二奶的行动”进行到底，这么大的决心到底来自哪里？是仇恨？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满足感？ 张玉芬从内心痛恨“二奶”，只要抓住“二奶”，再大的苦她都能受。一旦抓住“二奶”，她觉着很开心。她认为，至少对受害妇女而言，她是有用的。休息几天，她再继续接另一个案子，每接一个案子，对她就像新的战斗开始了。在张玉芬的心里，这是事业，是神圣而毋庸置疑的。 寂寞无助的普通女人 张玉芬和姐妹初战告捷，她们使一个姐妹的丈夫断绝了与“二奶”的同居关系，一个姐妹与丈夫协议离婚，得到了家中大半财产。众姐妹成功打击包“二奶”的消息迅速传了开来，一些有同样遭遇的妇女纷纷找来向她们求助。2002年4月，她带领十几个姐妹申请成立了“火凤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但公司仅仅成立一年就倒闭了。 张玉芬说，公司不但一分钱没挣，她还倒贴了许多钱，这是始料未及的。 张玉芬：我当初注册这个的时候是想收一些钱，来给她们做一些经济补偿，（结果）一分也没有（赚），不但没有收上来，人家还白贴。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我觉着太亏对于她们了，我（就）给她们买了米、面、油，分了几份，一人发一份，从我弟那儿借了一些钱。 陈晓楠：那你这个公司怎么支撑呢？ 张玉芬：我公司……大家都是相互帮忙的。 陈晓楠：你们当时是怎么定的，比如说接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是按时间，是按强度，按什么？你怎么来保障你这个公司经济上的运转呢？ 张玉芬：我在这个（方面），几乎是没有定什么，就是大家愿意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