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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
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
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
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
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
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
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
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
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
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
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
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
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
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
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
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
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
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
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制造
的工作”、 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
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
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
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率
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
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
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
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
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
“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非
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
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
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
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
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
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
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年10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
对50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
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
损失50％，日元损失57％，瑞典克朗损失47％，意大利里拉损失56％，英镑损失
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
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
1977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9。5％，英镑14。5％，
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年贬值
30。8％，乌拉圭35。5％，智利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
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
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
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
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
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
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
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
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
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 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
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
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
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
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
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
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罢工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
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
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
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
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
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
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
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
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
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
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
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
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
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
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
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
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
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
计成完全自偿性保险。设立的社保基金足以应对将来的理赔申请和到期的社保支领。
但是实际的运作从来都没有依照这种设计执行过。社保基金只是账面数字。社
保金收缴上来之后就被政府挪作它用，或者拿去发社保。自1975年以来，当期的社
保发放金额已经超过这套制度的社保金缴入金额。
这很自然地产生了每届国会都要寻求增加社保名目的局面，例如增加社保支付、
扩大社保覆盖面、增加新形式的“社会保障”。就像在1965年加进医保计划之后不
久，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过去七次大选之年，社保名目每次都有增加。”
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和持续，社保支付完全不是按精算比例增加，而比预想的
要多得多。典型的政治手法是现在支付，将来买单。不过将来总会到来；国会每过
几年就要再次提高劳工和雇主缴纳的社保金。
除了社保金提留比率不断增加，纳入社保缴纳基数的薪金也在不断增加。最早
的1935年社保法案中，规定薪金收入的前3；000美元作为社保缴纳基数，并且提留
比率很低。1965年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