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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后一名的叫作“坐红椅子”。而这次校里的一年两学期期终考试，“坐红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乡下初来，体质尚称结实，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行，都带几分乡土气，因此城里的同学们都讥笑我是“乡下的傻瓜”。现在考试又坐两次“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在这小学里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不去了。这便结束了我在文科学堂的教育。
我离开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父母无力使我继续升学，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又不多，我这个壮健的孩子，也到了觅取一项正当谋生职业的时候了。读书上进，就我们那时家中的环境说来，可说已经绝望。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此时父亲方自南洋回来，也觉得这项新兴的行业很有前途，因此送我进习艺厂做学徒，希望我在半年肄业期满后，回家改良我乡的织布手工业。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烜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深叹任何行业从业的不易。我在姑丈家这次认真地读了两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暴风雨的前夕（1）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四十九章
暴风雨的前夕
1937年7月7日夜11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1929年7月25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1933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1933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1935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1936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1933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斗争。
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暴风雨的前夕（2）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的，虽然大有人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激于义愤，情难自抑。无奈中央有意敷衍日本，竟通令压制各地的抗日运动。两广因一向与中央的政治主张相径庭，故两广的抗日运动独能不受干扰。我们两广，尤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
日方有见于此，乃多方派人来粤做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文人、政客、学者来访的，如现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的十河信二，便是当年与我长谈过的访客之一。年前十河氏来美，我们于纽约畅谈往事甚欢。
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我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
一般日本人，在我责以大义以后，都有赧然无辞以对的表示，唯独土肥原和松井二人却态度倔强，向我反驳，此事已详见第三十九章。其他日人则有一共同遁词，说中国国势不振，赤祸弥漫，苏联最后必将以中国为踏脚石而侵入太平洋，赤化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