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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建立的理性认识（“穷理”），张载是肯定的。但他又认为在闻见
和穷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尽性”的途径。他首先把“性”和外物摆成两
橛：
“耳目虽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为启之之要也。”（正蒙大
心）
“闻见不足以尽物，然又须要他，耳目不得，则是木石。”（张子
语录卷上）
进一步他更把“尽性”的修养方法，和洛学如出一辙，说成是和认识相对立
的，他说：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
己力，吾不知其可也。”（正蒙大心）
又说：
“人寻常据所闻〔见〕，有拘管，扃杀心，便以此为心，如此则耳
目安能尽天下之物？尽耳目之才，如是而已。须知耳目外更有物，尽得
物方去穷理。尽心了，性又大于心，方知得性，便去知得性，性即天也。”
（张子语录卷上）
正蒙的大心篇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文句，我们在这里只引录一节就够了：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世人之心止
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桎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这里便使唯物主义的因素消失了。无怪乎王廷相批评张载的修养为“禅定”，
为“数念珠”。
张载哲学思想的动摇和矛盾，是和作为某社会根源的阶级的动摇性分不
开的。张载的西铭（见下节）以及他自认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
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据宋版张子语录，南宋以来传述作“为生民
立命”和“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都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因此，张
载的思想虽然由于重视自然科学，在世界观方面导向了唯物主义，但从他的
哲学体系，特别是从认识论看来，他又动摇到唯心主义的泥沼中去了。从前
者而言，后来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常抓住他的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予以批判
的发展；从后者而言，道学家又抓住他的消极的部分，予以膨胀，因而他之
被列为道学的开创者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第四节 关洛学术异同的争辩
和张载的二元论
按照道学的正统观念，关学是洛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和历史实际不尽符
合。在前面我们已就关学、洛学的社会根源与学风，指出其间一些区别，下
面再就这两个学派异同的争辩，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了解张载哲学的二元
论性质。
吕大临在所撰张载行状中，提到张载在仁宗嘉祐初遇二程于京师，“共
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尽弃其学而学
焉”，其事当在嘉祐二年（公元一○五一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等同
登进士第之时。程颐曾说：
“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
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吕大临）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
（河南程氏外书第十一）
可见张载虽与二程有学术上的联系，并不妨碍张载的思想在许多地方表现出
和洛学有不同方向的发展。程颢在皇祐、至和间作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与张
载讨论道学的修养方法，根据这一点来说，张载受洛学影响可以说是相当深
的。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十一月，诏以张载为崇文殿校书，次
年，张载、张戬、程颢在京师论学。当时程颐在汉州，张载曾与他通信。程
颐在第一封答书中，批评张载“虚”即是“气”之说“未能无过”；在第二
封答书中，又说：
“昨书中所示之意，于愚意未安，敢再请于左右。今承盈幅之谕，
详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间从容辩析，不能究也，岂尺书所
可道哉？况十八叔（张戬）、大哥（程颢）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
（伊川文集卷五再答）
从这一点而言，当时张载与二程在理论上的争辩又是相当激烈的，因而表现
出他们之间又有分歧。
熙宁九年（公元一○七六年），张载经吕大防荐，再起知太常礼院。赴
任途中，经过洛阳，与二程会晤。据杨时辑二程粹言载：
“张子厚再召如京师，过子曰：‘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
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子曰：‘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
来则来耳。’”（君臣）
张载此时对新政的态度，和熙宁初仍无不同，所以他在往来之间颇表现出他
的政治态度，他既往而就，复在第二年再次辞职而退。归途，他又在洛阳见
到二程。他们此次谈话，由苏暭锹嘉逖粢槁垡黄�
在洛阳议论中，下列一节是值得注意的：
“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子厚谓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吕大钧）
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东方（洛）亦恐难肯向风。”（河南程氏遗书
第十）
程颐对关学表示防范，张载也承认洛阳士人不易接受关学，关洛的不同在这
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张载离开洛阳，在途中就逝世了，关学学者一时失去了领导。二程看到
这个机会，便开始一系列活动，企图夺取这一学派的领导权。
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吕大临来到洛阳，向二程问学。在他所
记东见录中，可以看到二程对张载作了不少攻讦。二程并且宣扬，关中士人
沦丧，“气艳”已衰。次年，程颐亲赴关中，为洛学作广泛的宣传（见入关
语录）。
面对着张载的友人和弟子，二程当然不便通盘否定张载，而且不得不说
一些恭维的话，但二程常常暗示张载的学行是有缺点的，不如二程自己是当
代的活圣人，例如程颐说过这样的话：
“问：‘西铭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尽时
如何？’曰：‘圣人也。’‘横渠能充尽否？’曰：‘言有多端，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说自己事，如圣人言圣人事也；造道之
言则知足以知此，如贤人说圣人事也。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
儒者都无他见识。”（同上第十八）
这段话可以说是极委婉之能事，但说来说去，实际是说张载不过是“贤人”。
按道学家的所谓“境界”的虚构，“贤人”的境界是在圣凡之间的品级。二
程对吕大临说：
“子厚则高才，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
二程说：“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知巧之士虽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
能窥测见其一二，。。但不有诸己，亦反失之，如苏（秦）张（仪）之类。”
（同上第二上）可见二程对”高才”的蔑视。
这样说来，张载不过是小有才知的聪明人而已，于大道是反而失之了，
故龟山语录卷四记：
“论横渠，〔杨时〕曰：‘正叔（程颐）先生亦自不许他。’”
二程对张载是采用明褒实贬的手法，相反的，对关学中的右派张戬则多
加推崇，如说：“天祺自然有德气，似个贵人气象”（同上），这不但是由
于张戬与洛阳豪门有着更深厚的政治关系，而也由于在理论根源上都属于“贵
人”的一流。
我们知道，张载的著作西铭和正蒙是有显著的矛盾的。二程对于张载的
这两种著作也作有区别地对待，即肯定西铭，而不满于正蒙。程颐更明显地
从“功”“过”方面评价：
“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
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伊川文集卷五答杨时论
西铭书）
二程及其后的道学家也都极力推崇西铭。按西铭原名订顽，其全文如下：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
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
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
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
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
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
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
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
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朱熹解释西铭说：“他不是说孝，是将这孝来形容这仁，事亲的道理便是事
天的样子”，又说：“道理只是一个道理，中间句句段段只说事亲事天。”
（张子全书引）张载这篇文字的中心主旨正在于把事亲事君的封建关系与天
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等同起来，为封建的法律虚构提供了哲学的先验的根据。
天地君亲都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在“天命”和君亲的命令下，应当作到象申
生一样“无所逃而待烹”，或者象伯奇那样毫无怨恨地自杀（事见孔子家语）。
朱熹说：“申生待烹，顺受而已，故曰恭；。。伯奇顺令，顺其所以使我者，
一事之仁也。”（张子全书引）这就是说必须绝对服从封建主义的等级秩序。
从世界观上讲，西铭正企图规划一个圣人的境界，那个境界的样子就是
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地上俗世肯定了“皇极”，那么在天上神界就
必须肯定唯心主义的高明极点，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这就是朱熹所引申的“事天”的道理了。
西铭中“尊高年”至“无告者也”一段，依然保留着关学朴实的学风的
枝叶，曾经引起一些中世纪学者的注意。这一段话在形式上似乎有类于墨子
的尚同和兼爱的学说或礼运的大同理想，但联系全文来看，却不能这样从表
面上来理解。杨时就曾怀疑这一节接近墨家（杨龟山先生集卷一六寄伊川先
生），程颐驳斥说：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