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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他们的祖国英格兰看到一个以圣经为本的社会和教会的典范。在这段时间里，这一群加尔文主义者对「圣约」指导下的教会、家庭、社会、政治等所提供的知识遗产，对美国后来的宪政、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今天美国许多的政、教理念和传统，都可追溯到当年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所作出的贡献。
此时，整个基督教已渐渐从与天主教抗衡、对立的阶段，转向对内部、对自己教义作更精确、更细致的展述。而至于对外宣教，赢取未得之民一事，则要等到十八世纪。但天主教在这段时期的宣教事业则非常蓬勃。耶稣会差往亚洲的宣教士就是在这个改教时期出现的。利玛窦等天主教宣教士带到中国的，不仅是宗教，更有西方文明。
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神学与宣教的关系。归正信仰所强调的，一向是人的堕落。一个人本的文化或文明，无论它有多么高尚、多么进步，没有一个不是堕落且需要被拯救的。而天主教根据多马主义（Thomism）的神学思想，对人的理性在寻求上帝之外的事情上的能力是肯定的。天主教宣教士来华的宣教工作，从正面来讲，他们是全面性的，即他们不仅只讲属灵的事，也涉及到社会文化、文明建设等。但从负面来看，当这些宣教士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时，深深为之吸引，以先肯定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相融性，然后希望借着把孔孟思想与基督教信仰相融汇的护教进路，把中国人带到基督面前。结果，非但没有使中国人归向基督，反而失去了他们起初传教的目的。他们最后所发展出来的，乃是一种儒耶混合的产品。因此并没有在引人归主这方面作出什么成绩，而他们被国人所纪念的，乃是他们如何把西方的某些文明介绍到中国一事。此段插曲，虽与归正运动无关，但可为以下将要谈到的更正教的宣教发展作一伏笔。
改教运动进入十八世纪后，整个加尔文思想下的各地教会都着重于探讨救恩的实施与得救后的属灵生命。归正教牧此时便在两种偏颇的思想中持平，一是强调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的，这些人往往容易堕入一种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的心态中；二是注重得救后的成圣生命的，这些人则容易堕入一种新律法主义（Neonomianism）的光景中。持归正信仰的牧者为理清这些教义之间的关系，写下了许多著作。这段期间，救恩论的发展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和成熟。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由于改教运动所争议乃在于教义的正确与否，以至更正教徒不禁堕入一中纯以一个人能否正确地道出教义来定他是否真正的基督徒。因此，不久后，信仰就变得枯燥、僵硬，只成为头脑上的知识。于是，在改教的发源地德国就兴起了一股与此对抗的新运动，就是敬虔主义运动（Pietism）。敬虔主义所注重的，乃是信徒与基督的那种活泼而亲密的属灵关系。一个人虽然能够把信条正确地道出，但仍可能是不认识主的，因为他没有与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然而，正如任何一种因反对某种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反方向运动，它们在纠正错误之余，往往都会带来了另一种的副作用。敬虔主义在把属灵生命生动化后，因其对教义和信条的排斥或轻看，就把信仰主观化了。在此之前，人们强调的是：“我知道我得救，因为这是上帝在圣经中给我的应许，无论我个人的感觉或经验怎么说。”但到此时，人们所注重的则是：“主与我漫步花园里。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你若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这样一来，信仰的坐标就从客观性的、上帝永恒不变的启示上，转移到主观性的、人对上帝启示的领受上了。这种的偏颇，也为一个多世纪后的、同为发源于德国的新派神学（Liberalism）铺下了道路。
十八世纪复兴运动的展开
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改教运动，许多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国家都在政治、经济上发达起来。这时，那些起初为改教而争战、受逼迫、立志敬虔度日的信徒的后代，已渐渐在富裕、安逸的生活中荒废下来。以致无论是欧洲的荷兰，还是美洲的新英格兰，各地教牧都为信徒的道德下降、对属灵的冷漠一事大声疾呼。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复兴运动就在这些教牧人员的讲台事奉下爆发出来，即所谓的「大觉醒运动」（ Great Awakening） 。其中为首的有在美洲新大陆国的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和在英国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大觉醒运动的主要目的，乃是要重新唤醒人的灵命、使人重拾圣约、过敬虔圣洁的生命。
其实，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悔改显现，不仅见于平信徒当中，也涉及到教牧。这个运动起先是始于美洲新大陆，后来也传到英国以及欧洲大陆。这种以对上帝的道的传讲来复兴信徒的讲台事奉，一向是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的事奉原则。这种传统，到了十九世纪又再由有“证道王子”（Price of Preachers）之称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英国重拾，而到了二十世纪，则由伦敦的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继承。
而在美洲新大陆，当时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其中一项后果，也是继承加尔文主义的另一项特色，就是大学学府的兴建。正如加尔文在研经时不忘语言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的知识一样，那些复兴后的教会，也意识到他们需要为上帝的教会栽培敬虔且有学识的教牧人员，使他们热衷对一切属于上帝的真理。哈佛、耶鲁这些早期的大学，均是为栽培教牧人员而兴建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大学的校园中央，总是有一座小教堂。
然而，复兴运动起初按照爱德华兹和华特腓的教导，本是以注重上帝的圣约、上帝的主权、强调人的全然堕落、需要基督无条件的拯救为主的。但发展到后来的第二波、第三波时，就渐渐变质了。由于许多教牧看到复兴所带来的果效，于是就都盼望有复兴的出现，以至企图用人为的方法制造复兴。这样，起初的复兴（revivals）到此时就变成了复兴主义（Revivalism）。以芬尼（Charles Finney） 为首，那些曾经接受过加尔文主义思想的奋兴家，因相信使用什么样方法就能在人身上带出怎样的果效，于是就难免要对“人”做一些正面的肯定。结果，他们就走向了当年阿民念的道路。十九世纪的复兴运动与上一个世纪的大复兴，乃是大相径庭了。以清教徒的信仰和教会特色为主导的新英格兰地区，此时也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大觉醒运动在美洲乃带来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圣职的普及化或平信徒化。在此之前，教牧工作主要是由圣职人员负责。若有人感到蒙召作传道，需要有教会会友的认同和教会牧者的带领。但大觉醒后，许多平信徒毅然担负起教牧的责任，尤其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牧者有的还没有悔改时。许多新的宗派也在此时产生，如有浸信会、卫理循道会等。他们发展的速度惊人，主要在于他们的牧者均为从平信徒中自发而起的，无需经过漫长的正规神学训练就可讲道、牧会。
所以，大觉醒后有两条路线的发展，一是加尔文之主义者对高等学府的建造，另一是非信奉加尔文主义者的新兴宗派所发起的平信徒运动。自美国建国到南北战争期间（1861~65），复兴的浪潮乃是一波接一波，从未间断过。移居美国的人也日益增加，美国开始往大西部发展。新开发的地区一般很少有正规教堂，而那些新兴的宗派，因其圣职功能可由平信徒担任，于是在新开发地区发展得非常迅速。
这种激发平信徒参与圣工的运动乃带来了两大现象。一是民间自愿团体的建立。基督徒看到，复兴后的地区，不但有灵性的需要，也有其它需要。于是许多由平信徒组织起来的社会公益福利机构就相应地产生了。至今，这种以建立自愿团体的方式来响应社会上的特殊需，仍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另一个现象则是宣教运动的展开。大觉醒运动产生之时，也正值英国国势壮大、向外扩张之际。这时，世界乃是越来越广了。当英国把军舰派往别国、英国的商人借机发展国际贸易时，许多经历过复兴后的基督徒，就定意要藉此把福音传到远方。许多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戴德生就是大复兴后所产生的果子，他父亲也是直接受到复兴运动影响的。
宣教运动起初是以英国为首的。但到了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后，主力则转移到了美国。那些大复兴后的、以平信徒为主导的宗派，为了大量地、快速地培训教牧人员，复兴家慕迪（Dwight L。 Moody）等人就创建了圣经院校（BibleColleges），为的是要略过正规神学训练的途径，以简短、快速的方法，把福音要点教授给学生，尽快地把他们送到宣教工场上。到了1926年，光是来到中国的宣教士就达8000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北美洲的。而今天中国教会的许多特色、组织形式和主导的神学思想等，许多是受到那批来自美洲的、在大复兴运动下所产生的宣教士的影响。（注4）就连著名的中国近代奋兴家宋尚节，也是在北美的复兴运动中得救悔改，继而回国奉献事主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乃是在宣教策略上加尔文主义者与非加尔文主义者的不同。加尔文主义者因向来不把属灵的事和属世的事两极分化，在接触到新的文化时，则往往注重先认识对方的文化，对文化做剖析之工的护教工作。早期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总是会花上大量的时间学习汉语、认识中国文化、编写字典、与知识分子对话等。而非加尔文主义者则只注重拯救人的灵魂、改善人的道德。前者看重宣教士属世的教育和神学训练，后者看重他们奉献、委身的心志。前者在中国建立大学、医院、改善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