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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么？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社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头，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3＇。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做人一生唯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谚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与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与的权利。”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数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吠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止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是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小吠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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