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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危机”末期对城市内部结构进行的深刻的改造，这些特征在15世纪显得更为明显。首先，新来者——经常是新受洗者——比起那些被他们取代的人更为傲慢自大。他们有时人数极其众多：在法国，在对1470年至1510年若干案例的研究中，他们在里昂占人口总数的9％，在瓦朗斯（Valence）占47％，在佩里格占66％，在卡隆占75％：这些新近的移民很快就证明了他们不好对付：贝亚奈（Bearnais）人被赶出了图卢兹，佛兰芒人被从里昂驱逐。
其次，准确地说是市民活动——地中海人的狂欢，使1100年到1400年之间的意大利城市的历史虽如此独特不凡，却极大地衰落了。当时国王或商人集团已掌管政治事务，城市管理问题只是专家关心的事；律师，文书和官员如今坐在执政官和市长的位置上，为他们的主子或商业利益服务。就更为精明的国王而言，这已足够了，例如对着其“忠实的城市”微笑的路易十一。在低地国家，勃艮第大公最终征服了根特和列日，意大利也落入了其统治者的手掌。
这种政治上的漠然使历史学家无事可做，但其也危害极大。以前，城市议会反映了（或相反，不能反映）其所代表的社会。城市议会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充满兴趣，社会的规则，不管优劣，都由城市议会促成。一旦落入专家之手，城市便任凭一种经济紧张的气氛自由发展，这加剧了现存的问题。最为奇特的现象是城市自身的逐步分化：除了那些在落伍的建筑基础上修建的巨大而壮观的建筑物外（其内部花园依据巴黎的圣·保罗饭店的模型），根据他们所从事的特殊的行业或一个特定行会或宫殿的情况，城市里的各个街区也受到社会差别的影响。与此相同，在他们自己的住宅区里，一部分人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变得更为“中产阶级化”了。也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390年至1392年的大屠杀之后，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了，犹太人被有计划地隔离在特殊地区，这些地区在晚上被关闭，但也不可避免地被侵袭和抢劫，在每次恐慌来临时情况更糟：仅朗格多克在1424年至1430、1460年、1473年、1486年和1493年的情况就如此。
劳工问题（2） 一旦商人们分化出来，师傅和学徒们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对于前者，对那些至少还没有富裕到尝试担任公职或投资地产的人，1470年至1480年后的形势只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满意。他们的开支肯定因工资上涨的停滞而减少了，1464年至1468年后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他们曾希望的额外收益。他们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忧虑，贸易的复兴是不充分的，而且他们的顾客离去了。按照“古典的”、中世纪的原则，师傅决意通过全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消除竞争来摆脱困境。监察人被委派到各地——佛兰德斯的监管人（eswardeurs）和伦巴德的皇室总管——以保证学徒遵守工作规章和工作时间。1480年后，学徒们晋升为师傅的道路实际上被封死了，师傅成为一种世袭的身份。15世纪末之前，许多规章制度限制生产并使生产萎缩。商人们不满足于将生产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水平上，每当他们希望推进生产发展时，师傅们就结成同盟，进一步降低工资，如同在莱茵兰的师傅—锻工们的情况那样。
但是这不是乡下。学徒们远非缺少支持和力量。最初，他们充分利用时势的困难逐渐壮大他们自己的组织（在师傅控制的官方行会之外），那里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参加那些在13世纪已经使博马努瓦（Beaumanoir）担心的讨论会。由于是秘密的聚会，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在1440年前的慕尼黑，这种活动已经由面包师、铁匠和制帽匠学徒举行过；1442年在巴伐里亚和罗纳河沿岸的皮货商也发起过。到1500年，在波尔多有40个这样的组织，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分化，这些结社非常容易组织，行东们不再与他们的学徒们合住，从而不再能够监督他们。一旦工人们团结起来，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组织联盟、采取行动、*和要求加薪呢？
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被迫承担繁重的赋税，王室平民税注定更多是由农民承担（达到85％），但是其他许多的征税几乎完全落在城市上，士兵寄宿的平民税（1451年），以及维护作为城市建筑风格标志的围墙的费用（据计算，在巴黎和阿维尼翁，15到20年里为维护围墙花费了他们城市预算的一半；兰斯的这笔开支是160 000里佛尔）。在此还必须加上盐务税、城市中修建粮仓的必需费用、通行费，当然还有罚款、租金、死手捐等等。所有这些赋税在1480年至1485年大约相当于劳动者80个工作日的收入。商业从1490年至1500年以来的发展相对缓慢，更特别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法令规定，把工资降至1410年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困境。
城市的不满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那里有野蛮的暴动（有时是出于个人报复），还有叛乱。我们只有通过法庭记录才能获知第一种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个人暴力事实上占了所有已知案件的80％。这些通常是恶意破坏或抢劫，而不是人身攻击的案件。1455年对巴黎一位行东的谋杀导致了一次轰动。因为流浪者和乞丐有时包括在这些集团中，这种犯罪已经不能归因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暴动盛行在1442年至1451年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当时低地国家、莱茵兰和多瑙河地区都颇受影响；1516年至1527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大部都受到波及。除了这一最后例证（其极端的暴力可归因于其农村的背景），逝去的15、16世纪的分散的工人抗议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稍后宗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但“强硬”反抗的现象在城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互相对立，既是有组织的也与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相一致；这不是强弱要素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是两个相对立的对手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中世纪给近代留下了一个劳工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从欧洲走向世界
走向“近代”国家 我这里使用的“近代”一词，指按照历史传统所定义的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端这一时段。尽管这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有助于减少混乱。“国家”亦被赋予多重含义，法学家们在这一多面性的艰巨问题上煞费心力。就像有城市国家或部落国家，同样也有封建国家。“近代”国家通常被描绘为集权国家：所有权力，至少是实体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集中于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充分自由地使用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绝对”权力必须源自社会整体。它应包括传统、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荣誉。正如奥尔良的路易（Louis d′Orléans）被刺时，让·波蒂（Jean Retit）指出的那样：谁不同意这一点那就只是一个“暴君”。他可能会像残忍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那样被杀掉，或像英格兰的理查二世（Richard Ⅱ）那样被废黜。这意味着这个统治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行使行政职能，即使他的“臣民”（从此之后他们就被这么称呼）其实并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是这个共和国的神圣受托人，即使他像查理六世那样是个疯子或像卡斯蒂尔的亨利六世那样被证实是个白痴。
直到15世纪初，西方还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宣称拥有这种权力。家族世系、庞大的区域性的血统门第、来自于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这一切都很活跃，侵蚀着统治者的积极性、首创性。像教会和城镇这样的实体介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偶尔才真正控制着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司法、货币和军事力量。然而一旦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制王朝就出现了，形成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奠定了这一进程实现的基础。
组织军事力量（1） 这是一个很敏感，也不道德的信条。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合法，其意旨都必须依靠威胁或强力才能保证得到遵守。人们是如此具有倾向性，以至于作为群体，只有强制才能使他们信服。只有教会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它也以自己的所有形式使用强力。事实上其他中世纪“国家”都依赖强制能力。到15世纪中叶，在许多军事力量相互撕杀而造成的欧洲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的末期，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了这一道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取得了成功。
法国的例子最清楚，最有持久的意义。查理五世曾经评价过“封建”制度的无能、雇佣军的不可靠、支付士兵和租用大炮的花费。尽管原则上可以依赖10万人，但实现出现的从来没有超过二、三万人。因此查理五世开始注重防御问题，采用要塞战略——由可靠的将领、在村庄受过训练的步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民兵把守，并且在鲁昂——“战船之园”（the clos des galées）新建造船厂。另外他还依靠老窍门。查理七世则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利用1444年与英国人在图尔（Tours）缔结的条约，将王室部队的三个支翼转化成其后的法国军队的基础。由于一些雇佣兵已经死于多次对瑞士的征伐之中，他采用大胆的一步：征募其他士兵，向他们提供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