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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哈耶克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假定，我们可以利用的全部知识，能够被一个单一的、集权的当局加以利用。这种想法忽视了下面的事实：现代社会的基础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知识。一旦你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仅仅是由于我们利用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者假定中央政府可以支配这些知识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下面的说法可以最准确地表述这一点：社会反对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进行生产，因而它就使扩展秩序根本不可能形成。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些什么。我们正是透过追求利润而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因为我们的服务扩展到了远远超出熟人范围的那些人的身上。”｛18｝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对于谁应当掌握物质的、有形的资源的问题，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看谁能创造最大利润。哈耶克在公开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写道：“利润是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满足他们不认识的人们的需求而需要的惟一东西。利润是他们进行搜索的一种工具—仿佛士兵或猎人、海员或飞行员手里能够扩展他们视野的望远镜。”将这一思想予以扩展，哈耶克又写道，在“人的活动的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收益也是一个信号，引导人们做出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最为有利可图的活动，能使人繁荣富裕，因为人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19｝。利润和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40章 去 世
１９８５年之后，哈耶克几乎很少搞研究了。库比特回忆说，如果不是因为他要自己完成《致命的自负》，他是不会购买文字处理机的。他逐渐地把市场视为社会的原型，在市场中，效率更高、更管用的做法会保存下来。同样，在社会中，效率更高的制度和社会会维持下去。
有人曾问过哈耶克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爱你的邻人如同你自己’这样的戒律？”哈耶克对此做出的回答反映了他对道德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比起从前来，我们恐怕必须将邻人的概念的范围加以限制。事实上，圣经中的这句话所说的邻人就是名副其实的邻人———那些我们养活的人，我们对其具体情况极为了解的人。但一旦到了我们是为那些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劳作的现时代，这种戒律就不大适应了……
这些？穴宗教？雪规则是为指导小群体中彼此熟知的人们之间的行为而发展出来的。一旦我们脱离了这种原始群落状态，我们就必须抛弃这些与生俱来的道德规范，除了我们与最亲密的几个人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核心家庭”———之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恐怕都应该遵守我所说的“商业性伦理规范”。①
只知道我们应当爱他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去爱他们。哈耶克的要旨在于，只有遵守那些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规则———这种规则有时会排斥我们做一些当下就看得见的好事，有时甚至似乎要我们违反自己的本能而行事———人们彼此相爱的可能才可能最大，人们才能达到最幸福的状态。
１９８７年，他曾出席过弗赖堡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午的时候还比较敏捷、清醒，到下午就打起盹儿来了。随后哈耶克在发给１９８７年一次朝圣山学社地区会议的贺信中说：“朝圣山学社存在４０年之后，我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没有我，它也能生存下去。尽管我现在实际上已经没病了，但过去两年的疾病已经使我垂垂老矣。今年夏天，我到蒂罗尔山度假，我又能走出家门了，而到了８８岁高龄，我对自己还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本来已不抱希望了。所以，我只能仅限于向全体与会者发去我最诚挚的祝愿，祝愿会议取得成功，也祝愿学社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②
１９８９年，一篇杂志文章描述过他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
《福布斯》杂志在哈耶克位于西德弗赖堡的Ｕｒａｃｈｓｔｒｅ？鄄ａｓｓｅ的一栋拉毛粉饰的大宅中采访了哈耶克。他的身体，一直没有从最近一次肺炎发作中恢复过来，这次发作相当严重，他住了六个星期医院。但他很高兴接受本刊的采访。他是一个瘦高个，他的胡子让我回想起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官时的样子，哈耶克站在到处是书、装饰雅致的三层楼欢迎本刊。他拄着一根拐杖，请客人进了一间小小的日光浴室，从这间房子的窗户，能够眺望到覆盖着松林的肖因斯兰山。
哈耶克告诉《福布斯》，比起十年前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更为乐观了。他相信，公众已经逐渐明白了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一些问题。整个世界———从阿尔及利亚到缅甸，从中国到南斯拉夫———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已经宣告破产。哈耶克特别注意到年轻一代人对于市场经济有着特别的青睐。今天，阿尔及尔或仰光城内失业的年轻人发动的抗议，不是要求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要求得到机会：得到按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买卖———牛仔裤、汽车等等东西———的自由。
哈耶克现在相信，西方将有可能赢得与集体主义战斗的胜利———尽管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他把一张毯子盖到自己腿上，评论说：“社会主义已经终结了。”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及其发起的反对政府控制经济的战斗呢？哈耶克对此的看法倒有点令人惊讶。哈耶克并不是不赞成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做法，但他对现代政治家总体的评价就不高。不过他也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③。
他的公寓前门的门牌上标明这里的主人是“弗里德里希·Ａ．冯·哈耶克博士教授”。按照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标准，这栋公寓算不上特别高档。他的书房收藏了大约４０００册书，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哲学。家具不是新的，屋子很久也没有粉刷过。天花板很高，厨房已经有点陈旧破败，据最后几年曾帮助照料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安说，哈耶克曾骄傲地夸口说，“自己从来没有踏足过”厨房一步。多年来，他的书桌上方墙上都挂着一幅温斯顿·丘吉尔的画像。书桌上，他摆了一张第二任妻子年轻时在维也纳拍摄的照片。
哈耶克的生命力很顽强，他终于活着看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及１９９１年在苏联的崩溃。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塑像赠送给后来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普里马科夫。哈耶克写信给克兰恩说：“对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在晚年本人亲眼看到公开出版的文章之一（可能是最好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市场的道德准则》中，哈耶克可能最精辟地概括了他对价格的信号传递作用的认识，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１９３６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万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的时候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活动方向———然后在经济学的其它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
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
而说服“舆论领袖”相信这种观念，就成了他的“主要任务，我花费了差不多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够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⑥。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他最后一次阐述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当时一位记者对他进行书面采访，他儿子向他读了那些提问。哈耶克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回答了，因为社会主义一词有那么多含义。收入的不平等可以被大大减少，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政治中致力于实现公平分配的种种做法，所体现的都不过是对于何为公正的多少有些随意的认识而已，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合理化改革，也因为其从技术上不可行而基本上被人抛弃了。我相信，比起按照某种想象的理想刻意分配收入的做法来，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能更接近实现公正的理想。”⑦此诚所谓黄钟大吕。
在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最后几年后，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哈耶克逝世，此时，再有一个半月，就是他９３岁生日。唁电、慰问信、悼词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拉里·哈耶克回忆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父亲形容自己的一生“还算可以”（ｔｏｌｅｒ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