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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纪念雪峰（2）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记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八月八日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时间好像在飞跑，靳以逝世一转眼就二十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
一九三一年我第一次在上海看见他，他还在复旦大学念书，在同一期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年底在北平文学季刊社我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他在编辑《文学季刊》，我只是在旁边帮忙看稿，出点主意。）这以后我们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或者隔了千山万水，从来没有中断联系，而且我仍然有在一起工作的感觉。他写文章，编刊物；我也写文章，编丛书。他寄稿子给我，我也给他的刊物投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关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他到重庆，开始在复旦大学授课。他进了教育界，却不曾放弃文艺工作。二十几年中间，他连续编辑了十种以上的大型期刊和文艺副刊，写了长篇小说《前夕》和三十几本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语文教师和青年文学工作者。今天不少有成就的中年作家大都在他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刊物上发表过最初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得到他的帮助。那些年我一直注视着他在生活上、在创作上走过的道路，我看见那些深的脚印，他真是跨着大步在前进啊。从个人爱情上的悲欢开始，他在人民的欢乐和祖国的解放中找到自己的幸福，《青的花》的作者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他的精神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热烈，到处都听见他那响亮的、充满生命和信心的声音：“你跑吧，你跑得再快再远，我也要跟着你转，我们谁也不能落在谁的后边。”
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响亮，那样充满生命和信心。我闭上眼，他那愉快的笑脸就在我的面前。“怎么样？”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