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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无法存在。作家并无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法术，单靠作家的一枝笔，不会促成国家的繁荣富强，文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有句古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责任再重大，也得有个界限。坐在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底下，或者看见有人在旁边高举小板子，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这样是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的。
前一个时期人们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讲过几句。其实关于“黄金时代”，关于“我们文学的春天”，我在作家们的集会上已经谈过多次了。我不是预言家，我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我个人长期的愿望。有人问我这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能说：等待了三十几年，今天我终于明白黄金时代决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它等着作家们去迎接它，拥抱它。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空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开一百次会，人人表态，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们勤奋地写作，让大家团结起来，脚踏实地在创作实践上比个高低吧。
再说创作自由（2）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 。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 ② 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做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四谈骗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三篇谈小骗子的随想。有人怪我多事，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出现几个小骗子，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必让大家知道，丢自己的脸。还有少数几个受了骗的人想起自己在这出丑戏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恼羞成怒，忘记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认为别人揭露骗子就是揭露他们，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更奇怪的是当时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最好还是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里并没有骗子。所以连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没有再写谈骗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过去了五年。是不是骗子们就“自行消亡”了呢？没有。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门上街，可是我也听到这样那样的大道、小道消息，看到或者买过、用过假药假货，甚至接触过一些睁着眼睛说谎、吹牛的人。我不声不响，反正心中有数，我不想捞到什么好处，偶尔遇到骗子也不会吃大亏。
我说过，即使在我们这个新社会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骗子。骗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原因，有土壤、有气候。他们出现了，生存了，这就说明我们社会还有不少毛病，还有养活骗子的大大小小的污水塘，首先就应当搞好清洁卫生。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不是一笔勾销，否认他们的存在，而是揭露他们，培养大家识别骗子的能力，不让一个人受骗，必须找到产生他们的原因、土壤和气候，消灭原因，破坏土壤，改变气候，不让骗子在新社会中生存。
骗子并不是神仙，他们也“食人间烟火”；骗子并非一出现就很“成熟”，他们也是逐渐长成的。供给他们各种养料，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的，就是各样受骗的人。那些人替骗子们创造活动的条件，提供活动的机会，即使后来明白自己上了当，也要保护骗子过关，表示本人“一贯正确”，或者让骗子漏网，大事化小，或者让大家相信新社会万事大吉，不用杞人忧天。那些人从喜欢听好话，发展到喜欢听假话，再发展到喜欢讲假话，这样同骗子们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把骗子当成了自己人，此其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发户变成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大家挖空心思，带头发财，改善生活，提高消费。于是“向钱看”推动一些人向前飞奔。目标既然是发财，是改善，是提高，手段不妨各式各样，只要会动脑筋，手腕灵活，能说会道，就会左右逢源，头衔满身，买卖越做越大，关系越来越多，这不是走上了大家富裕的“光明大道”？此其二。当然还有其三、其四、其五……但用不着我多说了。
现在不会有人重读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了，否则他会吃惊地发现连骗子的面貌也大大地改变了。他们不再是打着“高干子弟”假招牌活动的小骗子了。他们也不再用假话为个人谋小利，过舒适的生活。他们是人们眼里的“财神爷”。他们中间有的行骗九个省市，诈骗金额百多万元，如上海的黄奎元案；有的涉及十七省市，骗出资金一千九百多万元，如广东的刘浩然案；有的涉及七省二十个县市，共诈骗一亿多元，如福建的杜国桢案。名字多，人多，到处都有，我也无法一一地举出来，而且也不必列举，因为他们招摇过市，有目共睹。他们像老鼠一样，啃我们社会的高楼大厦；他们是一群白蚁，蛀我们国家的梁木支柱。他们散布谎言好像传播真理，他们贩卖灵魂，仿佛倾销廉价商品。一帆风顺，到处都为他们大开绿灯；家丑不怕外扬，受害人也会变做同伙。这完全不是七九年的场面了。是不是还要让骗子们再来一个大发展呢？不！现在应当向某些人大喝一声：“睁开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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