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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倒认为，１９７０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１９７６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
吴法宪以颇大的篇幅述说了“９·１３”当日以及前后的详情。根据吴法宪所言，他不仅没有参与“林彪外逃”的一切行动，且对有关的一系列行动未有感觉到一丁点儿的预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刻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页８６１－８６２）
按吴法宪以上说法，不过是表明：胡萍对三叉戟的调动原因是知情的，并有意对吴法宪说了假话，而吴对此却一无所知。胡萍是否说了假话？他为什么要说假话？此外，周恩来为什么“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恩来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法宪透露？看来，这一切都值得再研究。吴法宪接着说：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带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页８６２－８６３）
以上周恩来的电话表明，即使没有“９·１３”事件发生，且林彪虽还是名义上的“副帅”，但其行动已经没有多少自由。不管叶群是否“私自”调动了飞机，林彪一家的行动都要征得周恩来的同意，虽然这种“同意”的方式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实质上林彪已形同被软禁，吴法宪究竟是否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微言大义”？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页８６３）
在吴法宪的眼中，潘景寅充当的角色及其本人的立场，都是值得怀疑的，否则，为什么潘“满口答应”后飞机最终还是起飞了呢？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三十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