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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吴法宪等几个人的头上。吴法宪说“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７）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吴法宪承认这是他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吴法宪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的几个秘书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以所谓“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作为罪名来定罪更是荒谬，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吴法宪将军的这段“辩护”虽然是在公审二十几年之后所作，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其中闪光的内容，它说出了对文革的真正的反思，点出了官方极力回避、掩饰的关键问题，向世人展示了那段历史的真相，给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虽然吴将军的回忆也许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部回忆录必将对历史对后世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关于林立果的几个问题
林立果的情况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只占很小的分量，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对林立果的问题作个简单地叙述。笔者曾撰文《重评“五七一工程”纪要》，刊登在《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对林立果和《“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了一些分析。通过阅读吴将军的回忆，笔者对林立果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里也作一简单概述。
（１）林立果到空军。林立果原本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１９６６年文革运动兴起后，学生也不用读书了，叶群就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军队，这样比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１９６７年初叶群向吴法宪提及此事。于是吴法宪将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人秘书，同时指定周宇驰、刘沛丰予以帮助。半年后，叶群又提出空军能否培养林立果入党。吴法宪答应让周宇驰这个老党员注意加以培养。不久，周宇驰就报告吴法宪发展林立果入党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吴法宪和周宇驰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在空军党办支部会议上正式发展林立果入党。叶群知道后表示满意和高兴。此后叶群常常过问林立果的事，有时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
（２）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１９６８年夏空军党办主任王飞等人向吴建议说，林立果到空军已有一年，学习努力工作也有成绩，现在林立果希望到空军的基层锻炼一下，搞一些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些资料，提供一些意见。吴法宪对此也表示支持，并要王飞成立一个调研小组，以调研组的名义到下面去活动。事实上，吴法宪因为工作太忙，并未具体过问过该调研小组的情况。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叶群又向吴法宪提出是否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从中也可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及技术，也可直接向林彪汇报。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商量后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命令下达后，吴法宪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对林立果更多的是勉励，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后来周宇驰等人有意将此番话作了放大，起了不好的影响。“学毛著讲用报告”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谁作了这种报告就说明谁毛著学得好，谁就是本单位的标兵、榜样。林立果那时也不例外，也积极参加了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讲用活动。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林立果在空军二级部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这一报告，报告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对于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吴法宪认为虽然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个别地方还值得推敲，所以应该收回不宜印发，此议还得到了叶群的同意，但是后来该报告还是被空军党办的一些人广为传播，将林立果吹捧成“天才”“超天才”等，欲罢不能，搞得吴日后头痛不已。
（３）林立果在空军的一些活动。１９７０年林立果在空军基层蹲点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这两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同意后，空军党委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此外林立果在广州空军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吴法宪看过觉得有说服力，于是上报总参。这个材料还得到毛泽东、林彪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据吴法宪后来所知，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据点”，林立果和周宇驰翅膀硬了起来，不太听打招呼，且自行其是，吴法宪感到空军党办有些失控。吴回忆说“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笔者认为，林立果作为林彪的儿子，文革期间在军队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众人都是众星捧月般地供奉着他，这并不是因为林立果本人的才能多么优秀，而是他背后的那种势力不能得罪、不可小觑，对林立果的态度就是对林彪的态度，甚至也可以说是对党中央的态度，此乃专制国家的通病。林立果的参军、入党和提干都大大异于普通人，他们手中拥有着有形和无形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连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都莫可奈何他们，更何况地方和军队的基层干部人员，他们自然对林立果敬若神明，言听计从。看看时下的中共太子党们，难道不是也个个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来求发展？此盖莫能外，不独林立果如此也。
林立果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的子女们，如李敏、李讷、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通过造反夺权运动一步登天。与毛家相比，林立果强他们百倍矣。林立果在空军搞了一些科研活动，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上文提及的“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是这也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的。
空军对林立果的吹捧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也是中共搞宣传的常例。中共建国以来树立了很多此类榜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等。这些人都是通过大树特树搞起来的“英雄人物”。空军党办内部一些人也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搞“学毛著讲用报告”树立林立果这个新榜样、新标兵。撇开那些公式化的假大空内容，林立果还是很注重“抓革命促生产”这一问题，并不是只讲学毛著谈体会和大搞运动，而是强调如何使中国强盛起来，尽管这些内容显得口气太大，吴法宪认为“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总的说来，人们没有理由据此将林立果看成是心怀鬼胎专干坏事的“坏人”。
关于吴法宪所说的空军党办内部失控的问题，笔者认为，周宇驰等人“挟林自重”，自以为林立果可有林彪为后台，不把吴法宪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擅自搞出一套吹捧林立果的把戏。但由此就证明林立果搞了非法犯罪活动，显然也是证据不足。中共在“９１３事件”后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无非就是林立果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谓“据点”，这些“据点”里的那些“罪证”，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些摄影、录音器材，有些还是林立果搞科研的成果，此外还有“水陆两用汽车”，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品之一。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看待，而非林立果的罪行。原空军党办的秘书陈伦和回忆说“１９７０年４月，我从陕西的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司科研部资料翻译处任翻译，主要工作是编译外军军事技术资料，供空军首长参考。曾记得是５月的一天上午，在科研部的会议室，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部里的大会，印象尤为深刻。……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在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