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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探寻另外的道路。到后来总结出“中的哲学”，提出所谓“物劳学说”，一直到跑到台湾后关门著书，洋洋百万言研究设计“建设中国”、“世界大同”的空头方案，既是一种执着的努力，也是一种愚顽的无奈。出于这种心理，阎锡山要求他的部下把他作为国家领袖来崇拜、效忠。长期处于山西第二号人物地位的赵戴文就公开承认：自己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应当说，这是在对其他所有部下“以身示范”。而到了抗战时期，在阎锡山出场时，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成为森严的制度。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封建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特殊历史时期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特殊的历史现象。阎锡山把山西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本人在山西如此称王称霸，确实称得上是山西的“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称王天下的皇帝，所以谓之“土”。而个“土”，也显现着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大合拍，与人们想像或期待中的皇帝模样不大一致，被人们讥讽或鄙视的含义。
一是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曾是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派，但并不妨碍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厚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或变相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和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拖在脑后的辮子难以去除。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反孔批孔的路上走得很为坚决，但诸多令人遗憾或愤怒的事实还是证明，封建观念、封建意识的力量远比人们意料中的要凶恶、顽强得多。适宜的土壤生长大树，茂盛的树木也强化土壤。阎锡山虽然在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山西经济方面有些堪称明智的动作，但其对封建文化和传统的依恋却是不可动揺的。他的“思想日记”、“补心录”、讲演稿以及铭刻在府第墙上的“家训”等等，大量引用摘录的都是孔孟语录，发挥之处，虽然不乏思辨哲理的闪光，但基本上是在“仁义礼智信”的范围内转圈子。权力到手之后，他大兴土木在老家修建官邸以光宗耀祖，前后陆续二十多年，修起大小院落二十多个，房屋近千间，成为近代官僚中极为显赫的一处大庄园；利用权势，除了在商业、工业、金融等领域为家族攫取暴利之外，还迅速在五台、定襄一带大肆抢收土地，集地不下二十万亩，成为山西最大的地主。他心目中的人生道路仍然是两千年来传统的封建官僚所走的道路。有一则小故事记述了蒋介石夫妇1934年到太原时的情景。故事说：蒋介石夫妇到太原后，阎锡山的二妻徐兰森陪同宋美龄游览，其间到王靖国的公馆休息。王靖国的母亲说：“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娘娘，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福，说起来甚也好，可就短生个娃娃。”徐兰森赶忙说：“没娃娃也不要紧。定襄七岩山上有个捞儿洞，可灵哩。花上三元钱，在水里捞一捞，三元开泰，回来准捞上个娃娃。你人忙顾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替你捞一个去。”此话将宋美龄逗得前俯后仰，大笑不止。——从宋美龄的笑声中，人们会感到阎锡山这个二夫人的可怜；但再一细想，不是也更看出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差距吗？蒋宋联姻，说得上是中国政治趋于现代文明的一大举措。蒋在个人感情之外，还有着眼外面世界的开阔目光。而阎锡山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因，遵从父命，买来一个时仅十四岁的女孩儿为妻。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距，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差距，或许，这也是阎终究斗不过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的第二个表现，是阎锡山处世行事都比较保守。因为势力弱小的原因，也因为身处比较闭塞的偏僻山区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他精于计算、不肯做赔本买卖的原因，阎锡山一贯小心谨慎，凡事以保本为原则。冒险的事情不干，失大于利的事情不干，遭遇挫折，极易退缩，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中原大战前后的此种表现可谓登峰造极。他还有极浓厚的地方观念，在全国以本省划线，在全省以五台划线，搞狭隘的地方山头。“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谣对他的用人路线可谓一针见血。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时，建立牺盟会，所用的共产党人也要是山西籍的。随后又成立的决死队，他在同意采用共产党军队的政委制的同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坚持政委必须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学友孙传芳曾嘲笑他这种土里土气的保守观念，给他取绰号为“厨子将军”，讥笑他像厨子一样，终日周旋于菜板和锅碗之间，不肯不敢迈出一步；另一个学友李烈钧也认为他只配在山西老家出头称雄，实在是如同井蛙观天。
“土”的第三个表现，是阎锡山精于算计而表现出的“抠门儿”。这一半是因为，山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不得不精打细算；另一半则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他对于算盘情有独钟，常说“算盘珠子下有钱”。从大连返回山西在河边村家居时，到川至中学看学生上课，就给学生们出题：以本钱银元一元，年息二分四厘（当时乡村的一般利率）复利计算，一百年之本利之和为多少？算下来居然有23亿之巨。阎锡山于是告诉学生们：你们这就知道算盘珠子的厉害了吧？当然，这一计算所显示的并非算盘珠子的力量，而是盘剥敛财的本领。它折射出阎锡山内心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非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建设山西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对于“主义”的重要性，阎锡山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也承认，“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承认当时的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因此，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他可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断。他也肯虚心地向专家学者请教，曾延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也曾不辞辛苦地、频繁地亲自参加和主持讨论。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思想防共”，阎锡山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义”。他说：“他有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出了纲领性质的“主张公道歌”。歌云：
一、主张公道。公道才是社会真精神，主张公道不留情。扶助好官绅，打倒坏官绅，人民人民，大家兴奋。
二、热心。主张公道第一要热心，热心才能擒坏人。如有公务员，做甚不务甚，
制裁制裁，不稍留情。
三、公平。主张公道第一要公平，公平才能服众人。如有司法官，断案不公平，打倒打倒，不稍留情。
四、认真。主张公道第一要认真，认真才能做成功。如有坏军队，骚扰我人民，攻击攻击，不稍留情。
五、牺牲。主张公道第一要牺牲，牺牲才能成大仁。有人做汉奸，勾结敌国人，处死处死，不稍留情。
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适应形势的宣传，而与“主义”无法相提并论。
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曾组织力量研讨“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他承认，“现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怎样才是合理的制度呢？他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最终他没有钻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也没有突破迷恋权术的桎梏。他的大量的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中心的言论，也多是在处人处世方面发些似是而非或园滑无用的意见而已。就是说，在“道”的方面，他是个盲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或学说方面有过努力的话，其成绩也多在“术”的层次。
其实，阎锡山一方面下大力量进行理论研究，努力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他用极大精力“创造”所谓“物劳学说”，本来是为了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另树一面旗帜，在两条道路之间另辟一条道路的。他却又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