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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以后，我才明白：那些为我们选出精英的大选举团和人们想象中的选举团并不完全一样。
第五部分第50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3）
从金钱犯罪到最简单的犯罪高层腐败不仅使西方国家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也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定期的搜刮，下边的这张曲线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以1987年的美元价值为参照，安哥拉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而与此同时，该国的石油收入却在不断大幅攀升（见托尼。霍奇斯著的《安哥拉：从非洲—斯大林主义到石油—钻石资本主义》，弗里德尤。南森研究所和国际非洲研究所2001年联合出版。该曲线图是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绘制的。）。“到1999年11月时，安哥拉欠法国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74亿法郎，另外还有25亿法郎的过期未付款，其中的22亿都是由外贸保险公司，也就是说由法国的纳税人出资垫付的”（见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著的《黑色沉默》和《谁阻止了法非合作？》第364页，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还可参见联合国国际观察组织的报告《总统手下的所有人》，该报告特别提到了在英国维尔京群岛的一个拥有11亿美元存款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是专门为安哥拉军方服务的。这份报告可以在下面这个地址查阅到：globalwitness。）。经济警队的负责人曾在拟写阶段性报告时指出：“这些老板们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至少有十亿法郎——都是来自同安哥拉之间的军火贸易。”（这份报告是在2002年4月9日拟定的（见2003年4月23日的《世界报》）。针对布伦科公司向安哥拉出售军火一事的调查尚未结束，因此这些数字只是一个大概，在预审结束之前，它们都有可能被推翻、得到确认或有所增长。）在最近出台的一项有关重谈安哥拉债务问题的法令中，瑞士法官达尼埃尔。德沃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许多灰色资金都是“通过一个在日内瓦、莫斯科和罗安达之间活动的秘密组织进行流动的，该组织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犯罪手段——例如贪污受贿和对公共资产进行非法管理——来获取收入”。（见2002年5月24日的《世界报》。）法国议会“石油和种族”问题调查组（见1999年的报告《石油与种族：有可能和解吗？》第一册，第149页。）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安哥拉有潜力（它拥有丰富的矿藏和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他的11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5万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西方标准。”据国际观察组织称，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安哥拉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或可医治的疾病。
不管是法国还是其他一些国家，它们都没有从埃尔夫案中吸取任何教训。大型银行为石油贸易提供预付款的行为仍在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在法国，最近一次的预付款所涉及的交易和刚果—布拉柴维尔以及安哥拉有关，付款手续主要是通过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进行的。（见《大陆书》杂志1999年3月31日文章《数月之内的十亿美元抵押贷款》）。），“定金”、“佣金”和“回流佣金”仍然大行其道。产油国的国家元首们和西方国家的“商家”们都“喂饱”了他们在卢森堡或开曼群岛开设的私人账户。
这些非洲国家的元首和埃尔夫公司的领导通过“小金库”赚得的钱高达数十亿法郎，然而，他们不只挪用了资金，还制造了不幸。喀麦隆作家蒙戈。贝蒂曾愤怒而痛心地说道：“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石油曾为黑非洲带来过进步和安逸？石油贸易总是带来与‘进步’和‘安逸’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喀麦隆，石油已经成了厄运、独裁、暴力和内战的代名词……在加蓬，到处都是坑洼的公路、苍蝇乱飞的医院、狗窝一样的学校……加蓬靠卖石油赚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见1998年4月1日出版的《另一个非洲》。）
这种愤怒情绪在挪威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的祖国比任何国家都明白，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靠自己的矿产资源来建设国家的。早在60年代，当海上还没有架起钻井平台之前，我们的父辈曾在北欧过着极其艰辛的生活。在那个年代，加蓬和挪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四十年来利伯维尔实行的是一种透明的、真正民主的体制，加蓬早就成为非洲国家的典范了。
丑闻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尽管加蓬的人均收入抵得上一个欧洲国家，又兼有资源丰富之利和来自法国的慷慨“援助”（除此之外，巴黎方面还经常免除加蓬的债务，最近一次的债务免除决定（大约4亿法郎）出现在1996年，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雅克。希拉克。），但该国的婴儿死亡率却位居非洲前列（弗朗索瓦—孔格维埃。维尔斯恰夫指出：“在加蓬，人的预期寿命只有52岁，只有38％的儿童接种了麻疹疫苗——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接种率为79％。”（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9年年度报告第194页））。加蓬的邻国，由奥马尔。邦戈的女婿德尼。萨松•；恩格索领导的刚果—布拉柴维尔也曾饱受内战之苦，为了确保稳定，埃尔夫公司对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均予以资助。1995年，希拉克发放了84亿法郎的国债以援助刚果—布拉柴维尔发展经济——当然，这笔钱是要由那些“善解人意”的法国纳税人来出的，而与此同时，巴黎的院外活动集团又通过相关的国际机构减免了该国67％的债务……毫无疑问，总统萨松。恩格索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内急剧膨胀。（在他重新掌权之前，有人估算他的财产总额为12亿法郎（见1997年5月22日的《事件》杂志）。）
不过，腐败也不是必然的。30年前，塞拉利昂和博茨瓦纳这两个钻石生产国拥有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天，前者的人均收入只有140美元，而后者的人均收入却已达3630美元。不用多说什么了。
第五部分第51节 串通勾结的资本主义（4）
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追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民主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为此负全责，因为是我们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的普遍化是和商业社会密切相关的——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经济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的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企业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而我们也因为某种集体的麻木感默认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就这样，安盛保险法国公司的总裁克洛德。彼贝尔利用职工优先认股权在十年之间将16亿法郎据为己有，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抗议（见2000年1月28日的《回声报》。）。也就是说，安盛公司的全体员工允许他们的总裁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得到了埃尔夫公司的领导们暗中追求的东西。
诚然，“破害社会契约”与“腐败”性质不同，但又互为支撑：它们可以使对方逐渐取得合法性。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批评一直忌讳颇深，但我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二十年来，高层腐败正变得日益盛行，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也相应地开始不断增加会议包干费、优先认股权、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行为即使算不上犯罪，也可以说是利于犯罪的发生了。优先认股权带来的最大收益可以达到薪水的30倍，遇到股价下跌，有些公司甚至还对持股人进行赔付。三十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拉大到近200倍。（见托马斯。皮凯蒂和埃曼努尔。塞斯合著的《经济日记400年》，2003年出版。）
股市的萧条并没有让他们敛财的热情有半点消退。瑞典ABB公司的总裁拥有2。33亿欧元的退休金，但他自己的公司却深陷财务危机的泥潭；2001年，信息产业巨头甲骨文公司的总裁劳伦斯。
埃利森放弃了自己的基本工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年靠优先认股权赚得了7。061亿美元（见2002年5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阿尔卡特的总裁塞尔日。楚吕克领导着一家亏损经营、身处困境的企业并且已经解雇了数万名员工，但他却在2001年利用优先认股权购进了90万股公司股票，在接下来的2002年又购进了50万股（见2003年5月21日的《解放报》文章《老板们：身陷危机，薪水见涨》。）。
这些行为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质疑。根据法国的判例法，司法机关的确应该对支付过高报酬的行为进行调查，因为它的背后可能存在滥用公共财产的违法行为。但如果真的严格执法，受影响最大的也是那些身陷困境的面包店主，而不会是那些上市公司的总裁们（1998年10月15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作出裁决：如果一家企业的亏损额达到了10。2万欧元，而它的领导领取的薪水和实物报酬又达到每月4500欧元，这种行为就构成了滥用企业财产罪，“因为这些领导并不是不了解企业严峻的财务状况”。）。
权力不只是一种手段或一种杠杆，很多时候它更像某种肥缺或某种战利品。90年代的公司合并给企业领导和给商业银行的领导带来的利益是创纪录的。占人口10％的有钱人和普通的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1999年时，《纽约时报》曾谈到了个问题：即使在这少部分最富有的家庭之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20％），新增的国家财富也是以一种极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的：1％的家庭占据了这笔财富中的90％。”参见凯文。菲利普斯著的《财富与民主》和《美国富翁的政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