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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汉的200元这时变成400元。
从第四铺开始，“金爷”每次的下注额至少在8000元以上，有时押“大”，有时押“小”，毫无规律，但每押必中。不到一个钟头，庄家已输掉二十多万元。
庄家的筹码输光了，邱老六便到金库去搬。搬出来又输光，再进去搬，脑袋上直往下淌汗。后来，连卢九本人也出来压场。
卢九压场也无用。从这时起，“金爷”加大注码，常常一次押注二三万，照旧每注必赢。他的助手像是算死有进无出，把台上赢到堆不下的筹码，哗啦哗啦地倒进随身带来的布袋中。
当荷官的姑娘，后来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变调。可能她意识到这不是输她的钱，因而才不至于晕昏过去。
三个钟头过去，庄家共输掉五十多万元。这时离赌场打烊的时间还早，照这么输下去，卢九可受不了，这哪里是在赌博，简直是在送钱给赌客。
卢九脑筋转动着，然后悄悄离开赌场。
一会儿，赌场突然停电，变得漆黑一团。
一群赌场保镖冲了进来，大声喊话：“所有的人都站在原地，不要动！不准大声喧哗！这是供电系统出了问题，我们正在维修！灯亮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走动！”
大家站在黑暗中等待。
只有叶汉明白这是卢九搞的鬼。从前也遇上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没“金爷”这么狠，卢九暗中召来一帮流氓，冲进赌场，使用打、砸、抢的手段把赢顺了手的赌客吓跑，虽然会砸坏一些设备，但比那样输下去还是强。今晚卢九又换了一种手段，叶汉想看他这次究竟怎么收场。因为按赌业行规，既然开门营业，就必须到点关门，不能因为输了就中途把客人赶跑。
又过了一会儿，赌场负责人提了一盏汽灯进来，他按照卢九的意思说，电灯一时无法修好，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在汽灯下面继续玩下去。
那盏汽灯也不是卢九最好的汽灯，陈旧不堪，而且气也没打足，对面人的脸都看不太清楚。
叶汉拍拍“金爷”的肩膀，作了一个表情。
“金爷”会意，淡淡一笑，也回拍了一下叶汉的肩，然后起身离去。
所有赌客，全跟着“金爷”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赌场。
叶汉这晚也大赚了一笔。狗仔后悔不迭，因为他身上没带一分钱。叶汉是个爽快人，把赢到的钱分了一半给狗仔，然后同回住处。
狗仔说到哪里去快活一下。叶汉没有心思，坚持要回去睡觉。
到了住的地方，叶汉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翻来滚去。
他怎么也想不通，“金爷”那家伙居然每押每中，说他有“透视眼”吧，可明明看见他有时连骰盅都不看一下，老是把眼睛眯缝着。说他运气好吧，这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那么他有什么绝招呢？
想得内心烦躁，索性爬起来坐。
狗仔也睡不着，他主要想发泄一下那种欲望。这时忍不住对叶汉说：“喂！我说汉哥，已经整整半个月了，陪我到‘二寨’走一趟吧！”
叶汉使劲甩了几下脑袋，索性不去想那些想不清的事，笑着回答狗仔说：“上‘二寨’？怎么不上‘大寨’呢？”
狗仔说：“汉哥说笑话，‘大寨’哪是我这种人去的地方啊！”
说着，两人走到屋外，继续朝通商新街的方向走。
狗仔手在衣袋里捏弄着叶汉刚才分给的钱，感叹道： “汉哥，不瞒你说，我这人恐怕一辈子也讨不起老婆。你刚才还笑话我上‘大寨’，平时呀，我还只够资格去‘三寨’呢！”
叶汉拍了一下狗仔的肩膀，这一拍使他又陡然想起那个“金爷”。叶汉没往深处想，突然兴奋地说：“走！今晚我们既不去‘三寨’，也不去‘二寨’，我们上‘大寨’去！不信我们玩不起几个像样的女人！到怡安街去，今晚由汉哥付账！”
叶汉把胸膛拍得嘭嘭响。
二人兴冲冲地朝怡安街的“大寨”走去。
他们所说的“大寨”、“二寨”和“三寨”，都是澳门当时不同等级的妓院。
在澳门，赌博属于一种特殊行业，有人把澳门称为“梳打埠”，“梳打”即“苏打”，意为进入澳门的人，钱袋就像给苏打洗过一般，来时鼓胀，去时精光。而与赌博齐名的则是另两种特殊行业，鸦片业和娼妓业。
第一部分创立”泰兴” 傅老榕独霸濠江（5）
由于这两种行业与赌业关系甚密，因此必须花费一点笔墨。
鸦片业包括了贩毒和吸毒。葡萄牙是最早通过澳门把鸦片运入中国的，澳门是当年最大的鸦片转运站。清朝时，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似乎绝迹，但到了清末，鸦片又重新开始贩运。在香港，贩毒和吸毒均受查缉，轻为监禁，重则为死刑，而在澳门，贩毒和吸毒可以公开合法地存在。在澳门的行政机构和商务组织中，有专门管理买卖鸦片的机构，公开设立“烟膏配制厂”、“鸦片专卖局”。20世纪30年代，澳门全市公开吸食鸦片烟的烟场就有五十多所，每处烟床多则三四十张，少则十余张。澳门全市公开买卖鸦片烟的商店有八十多家。至于瘾君子们吞云吐雾的情形，就无需细述了。
再说娼妓业。
盛唐时期，中国政府是允许娼妓业存在的，年轻人在婚前有一段嫖妓史也并不为耻，当时不少文人墨客都与妓女有过非同寻常的情史，并由此留下许多淫词艳曲。到民国时期，中国内地和香港虽也有私娼存在，但娼妓业在名义上是受到禁止的，而在澳门却是一种公开合法的行业，吸引着广东、香港、福建沿海城乡的一些寻花问柳的人士到澳门来，在这里寻欢作乐。
在卢九的“豪兴公司”即将关闭，傅老榕的“泰兴公司”即将开业的时候，澳门的娼妓业已形成宏大规模。
这个时期，澳门的娼妓业有这样三大类：第一类是集中在福隆新街、怡安街一带，当地人称之为“大寨”，约有妓院六七十余家，每家有接客的妓女20人，少的也有6至7人，共计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均算得上是上等妓女，她们身材窈窕，容貌艳丽，接客虽不多，但收入可观。能和这类妓女一起作乐的，多是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去这类地方的人，较大部分并不是专为寻求感官刺激，还追求一种类似“消受名牌”的心理享受。
第二类集中在通商新街一带，称为“二寨”，共三十余家，每家妓女有十余人，共计三三百余人。这三百余人，不像“大寨”的妓女那么娇艳华贵，每日接客次数较多，虽也年轻貌美，但因纵欲过度，脸色苍白又阴暗，使人看了有些不适。她们接客的方式也和“大寨”有别，“大寨”妓女一般先通过电话预约，其日程安排一般在一日之后，按身分、出价排出长队。“二寨”就有些不同，因为被“大寨”一挤，许多有钱的客人都流到了那边，“二寨”的妓女们只有每日守在房中等待运气，说不准也会被哪位有钱阔人看上。到“二寨”去的人是不必有多少讲究的，衣冠不整，胡子拉碴，都不会引起反感，只要舍得花钱，妓女便使尽浑身解数，让客人骨头变酥；如果相反，则例行公事，四手不动，客人不悦，打两下也行。这类妓女人数虽少，但嫖客众多，主要是那些经济上不宽裕但也不窘迫的人。
第三类叫“三寨”，是集中在草堆街附近的骑楼街、聚龙里一带的下等妓院。妓女人数不固定，时多时少。这里的妓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澳门生活，但因种种原因贫困不堪，只能以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的女人，其中有华人，也有外国人。二是内地的人口贩子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弄到澳门卖给妓院老板而只得当妓女的女人。这类妓院实行“奖勤罚懒”的制度，接客多者奖，反之则罚，若不接客则无饭可吃。因此她们不能在房里等客人上门，必须到大街上去拉客，硬缠软磨，将客人引进房中，先交钱，后交“货”。出入这种场合的多是一些性饥渴者，其中也有不少初涉尘世的年轻人。
以上三类妓院合计近200家，各级妓女共一千六百余人，试想，每天每人都有至少一人与之相交的话，便是1600人组成的嫖客大军，况且实际数字远过于此，因为除极少数妓女被人包下，一个妓女每天不可能只接一位客人，一般情形是多则10人，少则3人，从这个数字看，当时澳门的娼妓业也是十分火爆的。
卢九雄霸澳门赌业时期，随着赌、烟、妓三业勃兴，带动了吃喝玩乐的整体发展。这一时期，澳门的旅店、酒楼、饭店，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集中在新马路及福隆新街一带的酒家酒店，大的有10家，中等的70至80家，小旅馆将近一百余家。20世纪20年代后期建成的中央酒店（以前叫总统酒家），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高级酒店，既是卢九“豪兴”赌博公司的“旗舰”，也是高级嫖客与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中央酒店里设有餐厅、歌舞厅等设施，特别是还设有所谓的“欢娱室”。有双人的“欢娱室”，也有群体的“欢娱室”。据说，后者完全就是一个男女群体淫乱场所，有时十余人，有时三十余人，所有空间全被各种姿态的肉体塞满，到处扭动，到处呻吟——嫖客和妓女在这里淫荡放纵。里面有做的，也有看的，看的可以随时变成做的，做的也可以随时停下来看。他们之间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创造出一套套性爱绝技。酒店老板也舍得对此投资，招收美女俊男为服务员和示范员，在群体滥交开始之前，先由示范员做各种各样的示范动作，以提起客人的性欲。这种技艺出色的美女俊男是老板的掌上之宝。在酒店生意的竞争中，招揽这种美女俊男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因为酒店生意可能直接“带旺”赌业。
傅老榕和高可宁合创的“泰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