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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住房拥挤等“城市病”，但如果过度限制大中城市的发展，人为地阻碍大中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结果不仅会造成城镇发展数量过多、规模过小、布局过于分散，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及城市文明的普及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还会引发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生态环境恶化等“农村病”。
因此，从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地域经济差异大和城市化基数低的实际出发，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应实行大中小并举的指导思想，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率先发展大城市，形成城市圈经济的强大带动力；也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大力发展中心城镇，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全面推进，实行城市化形式的多元化。
（一）大城市圈：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大都市圈”理论，又叫城市群理论，是区域发展的基础理论之一。自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教授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已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所谓“大都市圈”理论，通俗的说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内，由一、二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这种城市群或城市带具有集聚效应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集约化的永久性城市社区居民群体。
发展大城市圈，从目前分析，至少符合以下发展趋向：第一，工业化的要求。工业有着强烈的大城市区位指向，它需要城市功能的服务、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支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产业集聚的效益、需要紧靠它的最大用户——大城市。我国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向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信息化的要求。有人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不再需要大城市甚至城市，大家都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享受现代版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恰恰相反，信息化将使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信息产业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信息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如电话的普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了人员往来的交通量。可以说大城市在信息经济时代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服务产业的要求。服务产业是城市经济。城市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用户基数越大，服务业的商机越大。特别是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发展效率的要求。我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在很短的期间内要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工业化进程的效率。工业化后发国家劳动力的转移是跳跃式的，农村劳动力从全国各地直接涌向大城市的倾向较大，农村劳动力直接进入各类现代化产业的情况普遍。 第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第六，国土利用效率的要求。工业化、信息化把一个国家的国土划分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集中的空间——城市和农业经济、自然保全的空间——农村这样两大空间。前者的空间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后者，城市规模越大，它的空间效益越好。从一个局部来看，它的确扩大了对于土地的占用，但如果它的经济贡献率和城乡一体化的程度相对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却大大节省了更多的土地，大大解消了其它地区的发展压力，大大加速了全国范围社会公平的实现，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的质量，大大提高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那必然是发展战略追求的更高境界。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城市圈，目前相对比较具备基础的有：
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
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圈；
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
以沈阳—大连—长春为核心的东北经济带城市圈；
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城市圈；
以厦门－漳州－泉州－福州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城市群。
纵向地看，我国城市圈经济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城市群呈现出强劲发展态势，有希望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国际交流的超大型城市圈，并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对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空间。但从目前分析，我国城市圈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的现象十分明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远远不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巨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明显偏低：
美国大纽约区的GDP，约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4％，美国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1％，美国五大湖区的GDP，占全美国GDP总量的20％。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6。7万亿，约占全美国GDP的67％（三分之二强）。
日本大东京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6％，日本大坂神户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3％，日本大名古屋区的GDP，约占日本全国GDP的20％，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2。86万亿美元，约占日本全国GDP总量的69％（三分之二强）。
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10％，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18％，中国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的GDP，约占中国全国GDP的9％，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对于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只有37％（三分之一强）。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中国GDP总量的贡献率比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全美GDP的贡献率低30个百分点，比日本三大城市群对全日本GDP的贡献率低32个百分点，作为经济发展主力载体和战略制高点，中国三大城市群远未形成国家财富积聚的战略平台。
因此，我国推进大城市圈建设，下一步的重中之重是必须加强对大都市圈产业分工和市场定位的调控，鼓励这些大都市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营造在国内外市场的突出产业优势和经济功能，为我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出更大贡献。
（二）城镇化：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现实途径
国情决定，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一定要量力而行，大批高度繁荣的大都市圈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建成。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农村，农村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必须依托广大的中、小城市。要让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小城镇成为支撑大城市的卫星城市，让实现了率先发展的大城市来反哺中小城市，辐射中小城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小城镇大战略”写进了会议决议，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从 “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大政策”到“小城镇大战略”，反映了决策层对我国农村城市化认识的深化。小城镇建设的意义决不限于经济，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在交通和通信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小城镇既可避免“大都市病”，又可以具备城市的其他优点。各具特色的现代化的小城镇，将是中国的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小城镇建设不是孤立的。小城镇大战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更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中国特色城市化战略。就这种意义上说，小城镇大战略就是我国城市化战略，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战略。
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农村城镇化，关键是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着重推进吸纳和安置外来迁移人口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消除农民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碍。首先是要放开在城市务工经商、并且已经有比较稳定生活来源和生活依靠、有固定居住地点的农民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的限制，促使他们改进消费方式，改变消费观念，并逐步鼓励他们实行家庭式迁移。同时，继续推进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努力促进住房商品化、就业市场化、教育普及化，进一步排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障碍。
另外，在农村一头，要注意从体制上克服进城农民亦城亦乡、城乡兼得，造成资源重复占用、浪费很大的弊端。例如，目前许多人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农业，在城市已经有了固定的职业，但是他们在农村有宅基地、有住房，形成在城镇与农村的双重占地。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要逐步推进有利于外出人口最终剪断与原社区“脐带”的配套政策。
三、科学有序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
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也是有效解除阻碍现代化推进的瓶颈约束，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要以战略的眼光，科学制定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一是加快制定未来5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既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在工业化时代城市化过程的经验与教训，又要在可持续原则指导下，去研究在信息时代、知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