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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这真怪了！
尽管如此，又正值盛夏，我仍然不能打开来风最大的东窗户。此窗面对电梯房
的高墙，距离不足一米。楼上的高邻不肯多走路，将剩饭剩菜汤以及蒜皮、葱叶、
姻灰等零碎杂物丢进楼道的垃圾箱，而是顺手从窗口向外泼，抛物线把这些宝贝都
送到对面的墙上。面对我的窗户形成一幅巨大的“现代画面”，底色是酱糊糊油污
污的各种菜叶，上面挂着面条、烂西红柿、烧茄子，还有一部分则落到我的窗台上。
其味道之复杂之浓烈更胜过钻进我房间的油烟。
我真要变成神经病了。听着南京路上如雷声轰呜的马达声，呜呜的警笛声——
这条路上的警车特别多，真有那么多灾难吗？我自忖，高层住宅决不会都像我住的
这个楼，也许全市就这么一栋楼，楼里就这么一套房，叫我摊上了！我怀念接近西
郊区的密云路芥园里的房子和上下左右的可亲可敬的老邻居。我命该住那种旧一点
的差一点的房子，无福享受这时髦的高层住宅。
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为了我的神经。
倘若我真的以高换低，以近换远，以时髦换落后，以新换旧，谁敢保证不被别
人当成神经病呢？
8。永远绿色的故友情
在人类各式各样的感情中，战友情是很特殊的——我所说的战友情是指真正在
部队里结下的友情。不是泛指一切“共同战斗过的人”的那种感情。
“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将阶级敌人扩大化一样，将战友的涵义也扩大化了，
除去敌人，剩下的都是“战友”。人们也确实处处、时时、事事都在与天斗，与地
斗，与人斗，“全民皆兵”嘛！连江青都穿上了绿军装，无论走到哪里第一句话总
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了部
队上来天津办事的战友，因我的日子正不好过，相互只把万千感慨用到眼睛上行了
个注目礼，未能握手又分手了。心里却格外亲，格外热，真想把他拉到家里弄点酒
好好喝一顿，说它一天一夜。此后许多年都为那次没有请战友到家里吃顿饭而懊悔。
近几年战友间恢复了联系，每年聚会一次，每聚会一次我就要兴奋几天，我看大家
也是如此，其快乐胜过任何一个节日。这让我不能不思索：
战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让人这么留恋、让人珍惜？
战友之憎是在生命的黄金时期、生活的浪漫时期、社会的特殊需要时期结下的，
有生死之交，有血溶于血。不是爱情却有爱情的真，不是亲情有胜似亲情的热，有
男人的刚，也有女人的柔，有豪情，有烈性，有无数难忘的故事和美好的记忆。
我是60 年代第一春当了海军制图员，赶上了我国界定自己的领海，美国军间
不停地侵犯，我们不停地发出警告，一次又一次地打下他们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赶上了北部湾战争，这都跟我的业务有关，经常要连续很多天不能离开绘图室；
还赶上了著名的“度荒”，我人高饭量大，有个战友每顿饭都要省出一个馒头让给
我吃。夏天我们支农，看见能吃的马济菜就采下来，没带装菜的家伙，就脱下永兵
裤，塞满了放在肩头扛回营房，像装备了新式救生设备。
战友聚会之所以迷人，就因为它像一条倒流的时光隧道，让我们重回当年，重
温青春时期的种种梦想和碰碎梦想的命运……平的变奇，淡的变浓，甚至连受到的
挫折和打击也变成一种有味道的东西了。一个人当几年兵，就能够受用一生，感悟
一生，回味一生。打上兵的印记，就永远是兵了，刚当兵是新兵，3 年后是老兵，
退役后是大兵——无论城市和农村，任何一个单位，人们对新来的复员转业军人统
称“大兵”，不管他以前是工程师、学生、工人、农民，军装把他以前的色彩都遮
盖了。
5 年的制图员生活培养了我终生部对海亲，对图亲。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
眼里有图。生命中怀有和享受过战友情是幸运的。否则，我会以为人生不够完美。
有人说战争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之一，表现战争中最动人的部分是歌颂战友之情。
想想1995 年重温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艺作品，哪一部里没有战友情？被中
国人奉为友情典范的，是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其实就因为他们是战友，
在漫长的战乱年代中，生死相依，祸福与共，所以友情才那么亲密，那么牢固。
甚至在好莱坞的反战片、动作片和警探片里，也得有战友情支撑。一个套子是
：某老兵退役后或某杀手金盆洗手后，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忽然有人来报信，他
的战友被杀或被困，立刻重披战袍，冒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危险，去救战友。就
连傻呼呼的阿甘，在战火中不也舍死忘生地抢救他的战友吗？
没有战友情，就无法支持一场战争。
战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和军队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谁是西点军校几期的，
谁是黄埔几期的，是哪个兵团的，谁是哪个军的，只要知道谁跟谁是战友，别的就
不用说了！
当然，古今中外战友反目成仇乃至相互残杀的也很多，林彪不就曾是毛泽东的
“最亲密的战友”吗？如同爱情有结合有离异、友情有忠诚有背叛一样，但人们还
是不能没有爱情和友情。
当过兵的人终究是少数，有幸能成为这少数中的一员，有战友，知道何为战友
情，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厚赐。而且战友情像酒，时间越长，越是离开了部队，越纯、
越香、越珍贵。于是在战友们聚会之后，乘兴写下这些文字，权作纪念。
9。权威的随和
如果说我跟文学有缘，其实不如说我跟文学界的一些老作家、编辑和朋友有缘。
在我的创作经历中，有一些人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5 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又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和机械
行业学大庆大会。我当时以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后一个会议，为
一批老干部在危难之中还奋力抓生产的精神所动。他们的生活和当时的文艺创作模
式相比是那样新鲜，那样壮阔感人。会后我便写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在1976 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1 期上发表。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告
诉我，叶圣陶、张光年、陈荒煤等老同志，看了我的小说很高兴，甚至很感动。
对一个工厂的业余作者来说，这个消息的分量是很重的。我不管他们是否被
“解放”了，他们是文学界的权威——这一点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我的
小说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就是获得了文学的认可。
没有多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高涨，《机电局长的一天》成了大
毒草，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周明告诉我，在给老先生们送第二期刊物的时候，
有的老先生还问，这一期还有没有“局长”那样的小说？我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
听了这话感到一股温暖。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一次会上说，一些死不改悔的
反动权威对《机电局长的一天》表示赞赏，难道还不说明这篇小说有问题吗？
我跟文学的缘份是不打不成交。
4 年后我的又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天津引起激烈争议，《天津日报》
发表了14 块版的批评文章。当时我跟文艺界几乎没有联系，批评我的人我不认识，
支持我的人中有许多我也不认识。我原来所想象的文学的神圣感彻底消失了，又一
次感受到了文坛的险恶。
北京却是另外一种气候，专门为我的小说召开了讨论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
了荒煤，活脱脱一个寿星老，异常随和。许多人当面或背后都直呼他“荒煤”——
有些人是他的同辈，有些人则比他年轻得多，他都答应得很自然，很干脆。这自自
然然的两个字带着尊敬和亲切。一个60 多岁的人能被人这样称呼，有这样的人缘
儿，真是福气！
我读他的文章，击水中流，踔厉凤发，语锋犀利。但他的人更像他的散文，宽
厚，慈和，有大家气派的人情味。
想不到由于荒煤公开说了赞扬我的小说的话，竟激怒了当时天津市委文教书记，
这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的冯牧，还有个叫陈煤荒的人支持蒋子龙……”
引得哄堂大笑，一时作为奇闻传遍文艺界。他又要批评文学，对文学却又表现得惊
人地陌生。
为了我的一篇作品，使亲切悦目的荒煤，在大庭广众被人呼为“陈煤荒”，是
一种亵渎，对作家和文学的亵渎。我为此怀着深深的歉意觉得牵累了荒煤。
1979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编辑王玉璋请荒煤作序。
荒煤一口答应，并认真地看了全部书稿，有些细节和疑问井请王玉璋打长途电话向
我核实。这份权威的严肃和认真，不只让我感动一时，还让我永远记住了。以后也
有些朋友请我为他们的书写序，从不敢草率应付。除非不答应，既答应就按照规矩
干——这是我从荒煤身上学到的。
我以前在学，今后还会继续学的是他身上那份平静自信的随和，几乎是有求必
应。
天津的作家们想请他去讲课，他不推辞。天津一批企业家也很想见见大名鼎鼎
的荒煤、冯牧，这两个名字在天津格外有人缘儿。我派人来请，一请就到。因为天
津作协没有好车，我想请企业出车，有7 家企业争着出车。因为谁出车接的谁就有
权接待，就可以把两位老作家拉到他的企业去参观、去炫耀一番。那是一次全市性
的企业家的重要聚会，当时的经济气候也很好，我真想威风一下，让7 辆豪华轿车
全部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