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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就像唐纳德？沃斯特所说，“中国在科学和哲学上拥有她自己的丰富遗产，她的遗产有很多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去建立与自然的新关系。”换言之，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老而朴素的生态智慧来思考当代面临的环境问题依然恰当。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及其丰富的生态思想传统，加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成果，是中国参与世界性生态批评理论构建的坚实基础。同时，生态批评自身的跨文化、国际性的视野也需要来自中国学者的共同参与。
（李晓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邮编：250100）
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
王予霞
9？11事件之后，美国批评界猛然发现，1997年德里罗（DonDeLillo）的小说《地狱》精心描绘了恐怖分子撞击世贸中心双子座大厦的场景；同一时期根据帕拉尼克（ChuckPalahniuk）的小说《战斗俱乐部》改编的电影，也栩栩如生地营造了在“梅厄姆”行动中摩天大楼遭飞机撞毁的场面。无独有偶，2001年就在塔利班炸毁巴米扬佛像前夕，翁达耶（MichaelOndatje）的小说《阿尼尔的鬼魂》里已经出现了三个斯里兰卡人炸毁120英尺高的佛像的情节。小说情节与现实中的恐怖事件如此相似，人们震惊了！过去被忽略的反映恐怖主义题材的小说遂引起批评界的高度重视。美国批评界开始梳理形形色色的反映恐怖题材的小说，米利提（ChristinaMilletti）把这些小说称为“恐怖小说”；与此相关的批评理论统称为“恐怖主义诗学”。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反映恐怖主义题材的小说，如德里罗的《白噪音》、《地狱》、《名单》，拉？凯瑞（LeCarre）的《敲鼓的小女孩》，凯西？阿克（KathyAcker）的《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福布斯（ColinForbes）的《金猴之年》，柯林斯（LarryCollins）的《第五位骑马者》等。上述小说不少是以巴以冲突为背景的，它们不仅具有毁灭性主题，而且散发着浓郁的政治阴谋和间谍色彩，并且精心塑造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人物形象。以德里罗为代表的小说家们坚持，凭借小说的奇妙结构，把恐怖主义由政治领域转换到审美领域，进行无害化处理。由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使得此类小说的“想象”与“现实本身”的界限日益模糊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的关系？作家如何定位恐怖主义分子？读者与恐怖主义有何关联？这些敏感的话题实则反映了小说与现实、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2001年，恐怖主义诗学论者斯坎伦（MargaretScanlan）在《策划恐怖》一书中，率先从理论上阐发了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隐蔽关系。她指出，小说家与恐怖分子作为边缘化的力量正在改写历史，他们共享作为浪漫革命的自我风格、书写暴力、迷恋阴谋。在一个被恐怖图像控制的世界里，恐怖分子充分吸收和利用小说家的资源，而写作本身被遗弃。斯坎伦的论见，我们很容易在相关的作品中寻绎到踪迹。
德里罗在《毛二》中塑造了小说家比尔、大学教授乔治和摄影师布赖塔等中产阶级人物，通过他们的对话，作家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片断，比尔与布赖塔探讨恐怖主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恐怖分子与小说家奇妙地抱合在一起；小说创作与恐怖暴力之间互相渗透、流通往来。比尔坚信小说家可以改变文化的内在生命，把文学与恐怖分子的世界架构在一起，为恐怖宣泄提供途径，“恐怖分子的胜利便是小说家的失败……他们上演凶险等同于我们失败的危机”。乔治由此推断出恐怖分子已经替代了小说家，成为时代的英雄。在他眼里后工业社会中的一切都在退色，唯独恐怖主义的力量正在崛起，恐怖分子替代小说家，成为存在的唯一源泉，这种思想广泛渗透于德里罗的小说中。
在小说《施罗德行动》中，叙述者罗思（PhilipRoth）放弃了作家身份，选择了有意义的行动——充当国家侦探。然而，罗思始终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从事暴力活动。在小说结尾处，罗思从作家降格为由知识之外的恐怖力量所操纵的玩偶，暗示着小说创作与恐怖行动同样具有虚幻性和幻灭性。小说直接把主人公的身份描绘为作家，而且由作家本人充当叙述者，有意淡化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线。
小说家与恐怖分子角色的打通互换，暴露了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冲突，集中展现了小说家的他异性身份特征。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反映了小说与社会现实的内在联系，二者的互动影响——具体文化实践的交互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概而言之地把小说中的恐怖主义情节完全等同于现实，但二者之间的流通交往却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有些小说如此准确地预见了现实中的耸人听闻的恐怖主义活动，恰恰表明小说艺术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外在现实，而是积极参与了历史构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是挑战刺激的作用。
凯西？阿克的小说《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深化了上述问题，她从种族、性别、语言等方面展现了恐怖分子与小说家的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在阿克看来，小说家与恐怖分子等边缘群体处于同一网络结构中，它是由族性、性别、语言和传统等许多要素构成的，且始终变动不居。西方作家素有反抗现行体制的传统，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兰波都把自己贬为花花公子、流浪汉和拾荒者。他们样样都行，就是没有权力，于是陷入了边缘。而现实中的恐怖分子不正是缺少同西方霸权相抗衡的力量吗？这与陷入边缘生存状态的作家又有什么不同呢？恐怖分子进行暴力抗争，作家则使用语言进行战斗，异曲同工。阿克的小说正是在进行着这种抵抗，语言是她手中的武器，写作旨在引领读者进入迷宫中，达到一种不毁坏世界就无法洞见生活真谛的境界。阿克认为摧毁一个社会政体，很快就会形成新的等级制，所以她主张用语言摧毁语言，通过切断语言的控制与规范达到消灭语言本身的目的。阿克坦承她所感兴趣的是颠覆阶级结构与文学的联系，在她看来这一任务非作家不可，这是恐怖分子所无法胜任的。所以《中学里的鲜血与勇气》中的那些恐怖分子大都前途黯淡，陷入绝望之中，等待他们的不过是充当人肉炸弹。
至此，我们看到小说家凭借敏锐的感受力，源源不断地把尚未发生的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等重大社会矛盾加以铺写，把现实转化为艺术文本，实现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贯通交往，从而消解了审美与现实之间的功能性的区别。审美不再是提供读者选择的自足领域，而是一种强化人们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手段。恐怕人们很难否认恐怖小说对恐怖主义盛行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甚至是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那么，作家是如何塑造恐怖主义人物形象的呢？他们与现实中的恐怖主义分子有无必然的联系？从理论上看，恐怖分子形象属于小说的“内在声音”，而批评家对之的评论与分析则是“外在声音”，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指涉了文学人物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任何叙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网络，有必要以文本与语境为切入点，从社会现实、作家意识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加以探讨和分析。
目前流行的恐怖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左倾的政治特征；二是域外的集体文化特征。早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小说家们就把左翼分子写成恐怖分子，认定左翼政治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9？11事件之后，这种看法再次迭起，广泛弥漫于大众传媒与小说艺术中，充分反映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左翼——政治中固有的“他者”的敌视。当然，目前美国小说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中东民族特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但是这一切无法掩饰其一贯的反左倾情绪。
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塑造了一位典型的“政治他者”——奥斯瓦尔德。这是个恶魔式的左翼分子，经常在纽约地铁上巡游几个小时，喜欢观察那些处在边缘生存状态的人群，这也给了他恶作剧的冲动。同时奥斯瓦尔德也是个边缘人物，他带着浓厚的得克萨斯口音，来自黑暗的神秘世界。他上学时因诵读困难而学习拖拉，整日游荡在大街上。奥斯瓦尔德并不具有“天秤星座”的积极性格，而是带着后现代特征，如攻击性、同性恋倾向、性乱史等。他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嗜好：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书籍爱不释手，又爱看海军陆战队手册。他想进入一个共产主义村舍，却加入了美国海军。作为海军，他走上了追求左翼，学习俄罗斯的道路。当他重返美国时，苏俄文化改变了他的思想，最后他参加了一个反卡斯特罗的政治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以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精神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治，捍卫古巴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不仅如此，恐怖主义人物形象还呈现出非西方的集体特征——以东方宗教或政治领袖的面孔出现，凸显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与域外的集体意识之间的冲突，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仇外情结。德里罗认为，东方的领袖崇拜可以转化为美国的消费文化。对他而言，仇外情绪伴随着对大众生产的焦虑，因为他看到了后工业社会生产的无序状况与恐怖主义的非理性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德里罗把西方作家（个体）与东方恐怖分子（集体）对立起来，通过不断深入的探寻，让人们看到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正是建构在集体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从而使上述的二元对立趋于解构�